聶榮臻到了上學的年齡時，正處在辛亥革命醞釀的時期。

由於家境困難，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裡讀私塾，外祖父家在當時是一個比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師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裡搖頭晃腦，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書》、《五經》、之乎者也一類的東西，在兒童們的心目中，和他們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悶異常。當時，聶榮臻的三舅在重慶法政學校讀書，這個學校是當時重慶的最高學府。他經常回家，帶來許多社會訊息。舅父的親戚朋友，有的是共和黨，思想比較保守，有的是國民黨，當時比較激進。他們碰到一起，常常爭論各種問題。年幼的榮臻對城裡來的訊息感到好奇，覺得他們的爭論挺有趣，儘管還不可能懂得共和黨是怎麼回事兒，國民黨又是怎麼一回事，但社會需要變革的啟蒙思想已經不知不覺地闖入了他那幼小的心靈之中。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不時向四川捲來。

本來，由於四川素以資源物產豐繞著稱，被譽為“天府之國”，又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清政府要統治西南，必須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運兵進川和運物出川全憑長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長莫及之嘆，加上四川人民對清政府統治並不買帳，不斷有各種鬥爭，所以清政府對四川人又氣又恨。聶榮臻小時候曾聽大人講了一個故事，清朝官員揚言，“你們四川人想中狀元，除非是石頭開花馬生角，”後來，偏偏有一個叫駱成驤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後一科狀元。四川人都覺得駱成驤給四川出了氣，爭了光，紛紛把此事傳為佳話，說“駱”字拆開是“馬”和“各”，在四川話中，“角”和“各”諧音，也就說成是馬真的生了角了。這則故事說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對四川的統治手段也特別殘酷。

辛亥革命勝利後，老式的私塾也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逐漸被新式學校代替。聶榮臻進入新式學校讀書，雖然還學文言文，但白話文越來越多，此外還增加了數學、歷史、地理等課程，他逐漸開闊了眼界，開始懂得了許多國內外的歷史、文化和科學知識。

小學畢業後，聶榮臻考入江津縣立中學，在這裡，他一面讀書，吸收科學文化知識，一面從事當時國內國外發生的許多重大事變中，不斷思考，尋求出路。

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的訊息傳來，正值寒假前夕，同學們氣憤已極，先是三三兩兩慷慨激昂地議論，後來就自發地在校園裡集合遊行，高呼口號，強烈抗議。寒假時，由江津學生聯合會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講，宣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號召同胞們起來，打倒漢奸賣國賊，共赴國難。聶榮臻回到家鄉，與別的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宣傳組，曾到各處作過幾次演講。後來，他曾回憶說：“我演講時特別激動，不管人家聽懂聽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氣訴說了一通，還獲得了一陣陣掌聲。”《聶榮臻回憶錄》這是聶榮臻參加政治活動的開始。

寒假返校後不久，即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聶榮臻和同學們一起，撒傳單，貼標語，派代表去動員一些商店老闆不要販賣日貨，但是一些大商號根本不理學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著跑。於是，對江津縣城幾家銷售日貨的大商店進行搜查，將查出的大批日貨搬到“文昌宮”封存，同學們輪流看守，準備焚燒。當時學生們少年氣盛，不考慮後果如何，也未能想到，這些東西本來是中國人自己花錢買的，一旦燒掉，受損的是中國人自己，而對日本人則無損於皮毛，相反，燒了日貨，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對學生的不滿甚至仇視。最終，學生們還是把這批日貨燒燬。這樣以來，引起商人的極端仇恨，他們勾結反動軍警，在校方配合下，準備對學生們下毒手。好在暑假將至，聶榮臻和其他幾個學生代表就離開了學校，他們意識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這件事成為他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連年軍閥混戰，搞得哀鴻遍地，民不聊生。聶榮臻中學時期，軍閥之間兵連禍結的事情使他苦惱，他痛恨軍閥，尤其對外來軍閥更加痛恨，總希望把他們趕出四川去。

那時，年輕的聶榮臻看不清軍閥混戰的本質，找不出解決的辦法，感到對這些現象實在無能為力。他當時把希望寄託在出國學本事，回來辦好工業，使國富民強，他相信“工業救國論”，雖然在中學時期也知道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張，眾說紛紜，聶榮臻的年輕心靈對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