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了孩子被害的經過：“兇手在半夜竄進院來，迅速暗殺了華北。這是敵人有預謀、有串聯的犯罪行為，我們一定要查清，替孩子報仇。”

劉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剋制著，只見他額頭上冒著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內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單深情地把女兒蓋好，對周圍的人說：“敵人以為殺了我劉伯承的女兒，我就會對他們手軟嗎？這是痴心妄想，華北不僅是我的女兒，也是黨和人民的女兒！孩子的慘死是有貢獻的！它要我們不能忘記階級鬥爭，要是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把他們徹底消滅！

正如你們大家分析的一樣，這個慘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們決不能中他們的計。”最後他又說：“這件事讓保衛部門的同志去清查處理。不要草木皆兵，隨便懷疑自己的同志，敵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劉伯承夫婦把女兒安葬在延河之濱、把另一個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裡，又整裝起程返回太行前線，投入了新的戰鬥。

在整個戰爭年代裡，劉伯承夫婦很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

也不允許警衛員、通訊員過多照顧，因此孩子們經常留在後方，和一般幹部的孩子一樣，艱苦樸素，自立生活。

1946年，劉伯承把兒子太行從延安接到前線。一天晚飯後，父子倆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興地問：

“太行長得這麼大了，上學了嗎？”

“還沒有，現在是靠我自己教，這樣不太好。”沉吟了一會，劉伯承又問：“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學校怎樣？”

“學校容納的孩子太多，裝置不太好，加上隊伍裡的孩子，跟老鄉的孩子們習慣不太一樣，因此我的孩子常賴著不肯去，我們部隊是否設立一個幹部子弟學校呢？”任白戈說。

劉伯承沉默了一會兒說：“不過我對幹部子弟學校的教育成果還抱有一些懷疑。當然這也沒有考慮成熟，據我看，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第一，子弟學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腦子裡反映等級思想，這對孩子的純潔是有害處的；第二，在地方學校讀書，可以多瞭解一些群眾的疾苦，就是受些別的孩子的閒氣、對他們將來也有好處。小孩子幼年時養尊處優，反倒害了他一生。”

劉伯承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建國以後，他的幾個兒女都在普通學校讀書，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員。國家配給他的特殊待遇，他決不允許孩子享用，在劉帥家的電話間裡，貼著這樣一張“告示”：

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

媽媽。

劉帥的六個子女都在單位和職工們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來看望父母。太行是劉帥的長子，他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單位分配的一間九平方米的宿舍裡。肖玉蘭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隊醫院工作，上下班來回得三個多小時，她要求搬到醫院住，但領導也有難處，肖玉蘭想請婆婆出面，汪榮華聽了態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劉伯承對孩子的學習、工作也要求很嚴。有一次，兒子劉蒙和父親談起學外語，說是記了二、三千個單詞，但還是把句子翻錯。劉伯承耐心地給劉蒙講解學習語言的規律，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單詞就象一個個銅錢，語法就象一根錢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單詞，就象積累了許多錢。如果你沒有這根錢串子，你是提它們不起的。”他還詳細講了動詞的用法，找到動詞的準確含義後再去翻譯。這樣就不會錯。後來，劉伯承還專門給劉蒙買了一本《英語語法手冊》，劉蒙按照爸爸說的去做，果然英語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一次，劉太行病了，想休息幾個月。此時，領導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沒有請假。回家後，父親問他為什麼沒上班，他照實說了。父親問：“請假了沒有？”

太行說：“沒關係，局勢這樣亂，領導也不管事了。”劉伯承又問太行：“你們領導被撤了嗎？”太行說：“沒有。”劉伯承聽後嚴肅地批評太行說：“既然你們領導沒有撤，黨還是把你們交給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領導請假，要遵守紀律。”

劉帥夫婦愛子心切，但教子有方，從不嬌慣溺愛孩子。他們的六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女兒解先、雁翎是醫生。長子太行是空軍某研究所副所長。二兒子劉蒙在軍事機關當參謀，他愛好文學，參與了《劉伯承傳記》的編寫工作，並同他人一起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劉伯承青年時代》。幼子太遲在軍事機關做技術工作。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