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程序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隱秘。 尤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隱秘，更其複雜。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後的座標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歷史的轉折處大多並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著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歷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歷了好幾個歷史轉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四人幫”已經倒臺，並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歷史變得曖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2）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他對他們，都很冷淡。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餘，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於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對於這樣一類的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著。我終於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內說幾句平實的公道話並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討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裡只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裡居然湧動著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著，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著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我知道，對於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卻想借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有一股狠勁。”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3）

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臺後，他隨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寧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物件。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板報裡，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號“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只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於是就互罵。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對於這種決鬥，其他乘客都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