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站到了資產階級一邊，所以說我是階級異己分子。”頓了頓他又輕輕地補充了一句：“昨天鬥爭會，給我掛的就是這麼一塊牌子。” “他們對你掛牌鬥爭了？……動手沒有？”我沒說“打”，選了“動手”這個詞。 “沒怎麼動手。”爸爸回答得很曖昧。 讓他更傷心的是昨天當場再一次被朋友出賣的情景。他說：“最可怕的是趙庸上繳記錄這個動作，好像既有證人，又有證據，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過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舉著筆記本上臺時，下面是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說：“必須立即拉回到你當年發言的實際內容。” 爸爸說　：“我記得，那天是看了報紙上陳毅市長關於團結私營企業家的報告，主持會議的人要我們談體會。” 我說　：“那就找出當年陳毅市長的報告，與你的發言對照，揭穿趙庸的把戲。” 但是，兵荒馬亂的年月，哪兒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舊報紙？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記起，當時好像出版一種年鑑性的政治書籍叫《人民手冊》，上面一定有，圖書館也可能有儲存。&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5）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們學院的圖書館動腦筋了。但是圖書館在文化革命一開始就已經被查封，怎麼辦？ 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大多是有“歷史問題”的人物，不能教書了，卻又懂書，就去管書。在這些管理員中，與我關係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陣學院有大字報揭發，說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們說起“逃亡地主”就立即產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惡極的“黃世仁”、“劉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兒”之後倉皇逃竄，逃到上海一所大學的陰暗書庫裡躲著，這實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報貼出來那麼久，農民造反派並沒有來抓他，這是怎麼回事？我因為有一個“破產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點錢，但他卻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開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門。那是教學樓東邊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張小床。我問起“逃亡地主”的事，誰知他一說比我想象的還簡單，他曾對什麼人說過，這宿舍太小，家鄉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從“家鄉房子大”這個說法一步步“推理”出來的。 我對他說，這事倒也不能掉以輕心，一有風吹草動還是會有人順著這個罪名胡言亂語，因此應該把自己家鄉的實際情況寫出來，還要把那天關於“家鄉房子大”的談話過程寫出來，作為申訴交上去，也算備個案。 蔡祥明說他不會寫這種東西，求我幫他寫。又說要寫這麼多內容挺費事，這房間連一張桌子也沒有，問我能不能抽時間到書庫去寫。 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著《人民手冊》。 那天我在塵封的書庫裡給他寫好了申訴，他說昨夜反覆思考還是暫時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給誰，暫且放在手邊，等到有事時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卻早已在東張西望間看到了那一大疊《人民手冊》。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冊》，他沒有阻止，因為這個書名不會給他帶來“散佈反動書籍”的罪名。他說他要暫時離開一下去開會，一小時後回來，放我出去。 等他走後，我連忙找一個凳子爬上去拿下兩本《人民手冊》，很快找到陳毅市長的講話，還摘錄了他正面評價中國民族資本家、私營企業家的幾段話。 抄完之後我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重新打量這個書庫。 書庫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麼久，今天見到，如逢獄中親人。這麼多親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沒有出獄的時日。其實，沒有它們，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們。 一小時後，我跟著蔡祥明先生悄悄地離開了書庫。三小時後，陳毅市長的話已經寫在爸爸的申訴報告中。 我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興。 但是，誰能想到，正是我的這個舉動，給爸爸帶來了滅頂之災。&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6）

兩個星期之後我知道了事情發展的具體過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訴後認為是“翻案”，開了一個小型的批鬥會。爸爸又一次複述陳毅市長當年的講話內容，造反派便大聲呵斥道：“你知道嗎，陳毅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的人物，北京已經開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這驚人的訊息，隨口嘀咕了一句：“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停——餘學文！”一個陌生的聲音尖利響起，爸爸抬頭一看，是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喊“停”後好一會兒不再有聲音，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