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支的需求，也因為它們迫使美國重構它的公共財政體系。如果沒有戰爭的話，像美國早期的那種低關稅財政收入體制可能會作為聯邦籌資的主要手段一直延續到20世紀。因為戰爭，財政收入體制在它的過程和結構上都變得混亂不堪。

稅收和公共財政通常是一個國家政府爭論的核心內容。緊急事件中對資源的動員要求有新的或者更高的稅收，緊急動員也迫使公眾比較不同的籌資選擇，提醒美國人注意稅收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而是一種社會選擇的工具，同時也激起了關於國家應該優先考慮什麼問題的政治衝突。價值問題也隨著特定的力量而產生了，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處於緊急事件中時，政府就被迫透過稅收和借款強烈地加強它對資本市場的干預。結果國家的緊急事件通常是強化而不是消解了意識形態問題和分配問題。

在這些壓力下，稅收體系的根本特徵經歷了三次變遷，每一次變遷都發生在重大的戰爭期間，每一次都產生了重大的再分配效果。在全面戰爭和國家危機的漫長年代，關於稅收的衝突都非常激烈。其結果是參與衝突的政治家們難以預計的。由於稅收政策的不可預見性，稅收方面的爭論就非常激烈。

同時，緊急事件和稅收體系的重構擴大了聯邦政府獲得資源的能力。結果是每一次危機都在不必透過成本高昂的關於增稅的政治程式的情況下擴大政府專案以提升政府的利益創造了新的機會。因此，在緊急事件中美國公共收入體系的深刻轉變都傾向於為政府的擴張提供便利，甚至在緊急事件結束後這種趨勢仍然會維持。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政治上低成本的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消失了，這是由於聯邦預算赤字迅速飆升，在90年代則是由於公眾普遍要求修改憲法，要求平衡預算。

20世紀的歷史表明，美國人只會在面臨國家緊急事件的時候才會選擇重新開始擴張公共部門。在其他時候公共部門是否會膨脹，就要看美國人是否會把財政赤字、貧困、社會基礎設施（包括教育）的惡化以及環境外部性相互糾纏的複雜局面上升到國家緊急事件來處理。但是，如果美國人確實面臨了國家緊急事件，20世紀的歷史也會告訴他們，在這種緊急事件期間，他們需要的是符合共和理想的稅收改革——恢復國家的奠基人所追求的效率與公平相平衡的稅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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