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通脹。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以90％的月平均通脹率榮登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中惡性通脹之榜首。這次惡性通脹要從1935年11月的幣制改革談起。1935年11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頒佈《法幣政策實施法》及《兌換法幣辦法》，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後又加上了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貨幣為法幣，其他商業銀行的貨幣發行權被剝奪，外國在華銀行發行的鈔票也大為縮減。完糧納稅等國內一切公私收付款項概以法幣為限，禁止白銀流通。從此中國放棄了延續幾百年的銀本位制，採用匯兌本位制，即法幣的價值用外匯率來表示。法幣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當時規定法幣1元合英鎊1先令2。5便士，第二年，法幣又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法幣1元等於0。2975美元。法幣成為英鎊和美元的附庸。

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的稅收大減，支出大漲。1939年6月，財政部長孔祥熙在給蔣介石的秘密報告中說，抗戰以來22個月的財政支出是38億元，財政收入卻不足8億元。為了彌補虧空，政府只有向四家有貨幣發行權的銀行借款或墊款，實行通貨膨脹政策。這些銀行便不得不過度增發紙幣，印鈔廠直接成了財政的提款機。1946年擔任財政部長的俞鴻鈞當時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只2億5千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鉅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

抗戰之初，法幣過量發行導致的通脹並不嚴重。抗戰前的9個月，未淪陷城市的物價平均上漲29％，比英國在“二戰”後物價平均上漲37％還要低。這其實是一種“貨幣幻覺”效應。在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之初，人們只對貨幣的名義價值有反應，不會對商品或勞務的實際價值作出反應，產生了一種忽視貨幣實際購買力變化的心理錯覺。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發行的法幣被人們存到銀行，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量降低，物價因而能保持一定的穩定。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中國香港和上海租界，控制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國民黨統治區幾乎無任何口岸對外暢通。國際運輸除經過喜馬拉雅山脈的“駝峰航線”外幾乎完全斷絕，物資供應變得極度匱乏，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裝置也難以為繼，貨幣幻覺的作用開始逐漸消失，惡性通貨膨脹開始迅速顯現。

通貨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價上漲率幾倍於通貨量的增加率。物價上漲越快，存款不如存貨的心理越發展，存款通貨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貨幣的流通速度越快，社會有效貨幣供應越多，物價越發上漲，形成螺旋式推進。另外，通貨膨脹的敏感度、心理預期等對通貨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響。1937年法幣發行總量是14。1億元，到1945年達到5569億元，擴張了395倍。而1945年物價比1937年上漲了1700多倍。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擁有黃金600萬盎司，美元9億元，接收的敵偽產業摺合法幣2萬億元，相當於當時法幣發行額的4倍。如果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合理利用手中的資源，完全可以改變惡性通脹的局面，穩定經濟與金融秩序。

但國民黨政府卻沒有抓住這樣的大好時機，一舉扭轉乾坤。法幣本質上是不兌現紙幣，其信用保證的關鍵是人們的信心，而不是準備金。如果法幣是可兌現紙幣，其信用保證才和準備金有關，但歸根到底仍要靠信心。一旦人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心，不管準備金多麼充足，也無法保證法幣信用不跌落。如果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物價的上漲速率將越來越高於通貨發行的增加速度。隨著貨幣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會有效貨幣供應的數量，加速了物價的飛漲。

國民黨彌補財政赤字完全建立在發行紙幣的基礎上，這必然導致惡性通脹。惡性通脹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隨著通貨流通速度的加快，物價上漲的速度會幾倍甚至幾十倍於紙幣發行速度。抗日戰爭前，上海存款通貨月流通速度為2，1947年上海商業行莊存款通貨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為19。77，2月即躍升至24。63，5月已高達36。6，12月最高為61。49；1948年年底存款通貨的流通速度已高達每日3。88次。而美國貨幣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那一年紐約每月平均流通速度才不過10。37。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底，法幣發行月增11。3％，同期物價指數月增16。9％；抗戰時，物價上漲倍數超過法幣發行倍數的22。5％，而戰後第一年即超過111。5％。

惡性通脹下的政府收支預算變成一種數字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