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風，一舉整趴下四位顧命大臣後論功行賞，恭親王被直接任命位為首領軍機王大臣，可謂權勢滔天聲勢之大一時無兩。

雖然兩人有同守京城之誼，但因為雙方身份上以及性格上的緣故，很難成為遙相呼應的同盟關係，最多也就是比中立派大臣的關係更親密些，僅此而已。

此時恭親王在兩宮太后的支援下可謂獨攬朝政，正是意氣風發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吳可的到訪正好撞在恭親王正火熱的槍口上。

兩人在親切友好的氛圍中，先回顧了當年保衛京師時的崢嶸歲月，之後在恭親王的要求下吳可簡單描述了一番兩廣的局勢，在恭親王的刻意引導下話題不知不覺偏到了列強身上，引起了吳可心中的好奇和警惕。

恭親王很快透露心中真實想法，吳可一下子被震驚到了：尼嗎這是要開始洋務運動了啊！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殘酷教訓，執掌大清權柄的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圖強。

在此之前，一些大清學者就提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以增強國力，例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因為朝廷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以英法俄美等國為首的列強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

但是在大清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朝廷統治的危機感。

曾，李，左諸人都在圍剿太平天國過程中屢建功勳，他們在藉助外國列強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列強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

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中興。

吳可不是傳統士大夫出身，作為穿越人事更加清楚滿清的落後跟愚昧。

他天然就是洋務改革派中的一員，但他並不會整天嚷嚷得天下人都知曉，而是十分低調的以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的立場，瓊崖鐵礦的開發就是最好證明。

他的歷史知識雖然很挫，卻也知道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好處，還什麼都沒做呢就嚷嚷得天下人皆知，除了吸引眼球和拉仇恨之外還能有什麼作用？

朝廷此時的封建頑固勢力極其強大，可以說整個朝廷都十分抗拒任何變革舉動。以恭親王等人為首洋務派還沒開始動作呢，便吸引了大部分傳統保守勢力的敵視目光，這可不是什麼好現象。

其實大清統治者遭已意識到搞“洋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過能讓他們下決心改革的並非兩次鴉，片戰爭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試圖改朝換代的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自軍興起，長期從他們的“洋兄弟”手中高價購入洋槍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軍名將羅大綱駐湖口時，“身邊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間洋行一月內就賣給太平軍洋槍3046支、洋炮795門、火藥10947磅、炮蓋450萬個。同年忠王李秀成帳下已有“開花大炮多尊及洋槍二萬杆，其火器精利遠優於湘軍百倍，”，作戰時“挾西洋開花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

時人評論，“賊無技勇，……只重洋炮。夷人過昂其值，兵火後賊所掠之金銀，半歸夷人。”

面對英法聯軍的堅船利炮，朝廷還能無動於衷。可面對太平天國的西洋火器，一干朝堂大佬們就坐不住了。

曾國藩上摺奏報，火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李鴻章為曾國藩代擬的《復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折》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同時，他還在《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原函》中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須購買外國槍炮，設局製造槍炮，“以資攻剿”。

是時，在北京朝堂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摺：“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中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