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其他問題時以及在他的供狀中，敘述了一場典型的殺人情況。

特別行動隊到了一個村莊或市鎮以後，就命令當地猶太人中的頭面人物把全體猶太人集合起來，說是要給他們“重新安置”。他們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貴重物品，並且在臨刑前脫下外衣。他們被裝上卡車押往刑場，刑場通常是在反坦克戰壕裡——往往當場能殺死多少便裝上多少。用這種辦法是想使被害人從知道死到臨頭至真正被處決的這段時間越短越好。

不一會兒，擺出一副戰鬥姿態的執刑隊人員就槍殺這些站著或跪著的人，然後把屍體扔到壕溝裡。我不許執刑的人單獨槍決人，而是叫他們幾個人放排槍，以避免個人直接承擔責任。別的支隊的領導人要求讓被害人平伏在地上，從後頸射進子彈。我不同意這種做法。

“為什麼？”阿門問道。

“因為這樣做會使被害人和執刑的人心理上的負擔過重。”奧侖道夫回答說。

奧侖道夫又詳細談到他在1942年春天接到希姆萊的一項命令，要他們改變處決婦女和兒童的方法。此後，婦女、兒童就被送到兩家柏林公司專門為殺人建造的“毒氣車”上去。這個黨衛隊保安處的軍官向法庭供述了這種奇特的車輛怎樣進行工作的情況。

從外表上看不出這種囚車的實際用途。它們看起來跟密閉的貨車差不多，但構造卻不一樣，車子一開動，就把［排出的＇　毒氣送到車廂裡，10分鐘到15分鐘便使人致命了。

“你們是怎樣把被害人引上囚車的？”阿門上校要他說明白。

“我們對他們說，要把他們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奧侖道夫回答。

接著他訴說，埋葬毒氣囚車上的死難者是教特別行動隊人員“受罪的苦差使”。在紐倫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檔案中，有一個叫貝克爾博士的人證實了這一點。據奧侖道夫證明，貝克爾就是製造毒氣囚車的人。他在給總部所寫的一封信中，反對由特別行動隊人員把毒氣燻死的婦孺屍體卸下來，他提請注意：該項工作可能對這些人員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們向我訴說，每次卸下屍體都要感到頭痛。

貝克爾博士還向上級指出毒氣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對頭。司機為了想盡快把工作辦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處決的人是被悶死而不是按照我們原來計劃昏睡而死的。

貝克爾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下令改進操作技術。

我的指示現在證明，正確調整操縱器，結果死亡來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靜靜地睡著了的。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見到的惡形怪狀的死相和遺屎遺尿的現象了。

但是據奧侖道夫證明，毒氣囚車一次只能處死15到25個人，這完全不能滿足希特勒和希姆萊的大規模屠殺的要求。據特別行動隊官方報告，僅僅1941年9　月29日、30日這兩天中，在烏克蘭的首府基輔就“處決”了33771　人，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要完成這樣的任務，毒氣囚車是不夠的。

英國首席檢察官哈特萊·肖克勞斯爵士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宣讀過一個德國人的報告，此人曾親眼看到烏克蘭的一次規模較小的集體屠殺。法庭在宣讀這份報告時，全場嚇得鴉雀無聲。報告是赫爾曼·格拉伯經過宣誓畫押的供詞，他曾任一家德國建築公司烏克蘭分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1942年10月5　日，他在烏克蘭的杜布諾親眼看到特別行動隊的人員在烏克蘭民團的配合下，在殺人坑旁殺人的情況。他報告說，這次共殺害了鎮上的5000名猶太人。

……我的工頭和我直接走向坑那邊去。我聽到從一個小土堆後面傳來一連串的槍聲。手中拿著馬鞭子或狗鞭子的黨衛隊人員命令從卡車上下來的男人、婦女和大大小小的兒童脫下衣服。他們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點，按鞋子、外衣、內衣分類放著。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約有800　到1000雙，還有一大堆一大堆內衣和衣服。

這些人脫下衣服，一聲也不叫喊，也沒有哭泣。他們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別，等待著另一個黨衛隊人員打手勢。這個黨衛隊人員站在離坑不遠的地方，手裡也拿著一根鞭子。我在近坑處站了15分鐘，沒有聽到一個人叫怨或懇求饒命……

一個銀白頭髮的老太太抱著1　個週歲左右的孩子，唱歌給他聽，還逗著他。孩子高興得咯咯地笑著。孩子的父母噙著眼淚望著他們。父親拉著一個約10歲的男孩子，溫存地向他說話；孩子忍著滿眶淚水。父親又一手指著天空，一手撫著孩子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