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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崔教授向我透露孫的成績，那就是對學生隱私權的侵犯，是嚴重違犯了學校的政策——其實，孫小彬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我們後來一起修過國際營銷學的課，發現他學術上很出色，他後來在事業上也是極為成功的。　最後，崔教授又一反過去對我的冷漠和敵視，表現出極度的關心。他親切和藹地告訴我，今後在學習上有問題，可以儘管去找他，只要我認真，努力，他一定盡力幫助我完成學業。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幾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當然明白，他在拉攏我。但他已達到目的了，因為我也有私心，要保護自己。那次談話後，我就沒有出席聽證會。我沒有勇氣和盤托出我們首次見面的對話和我對他的看法。　事後不久，徐寧被迫離開了賓州大學，仲裁程式也以她撤回投訴書而結束。我最後一次與她見面時，她臉色蒼白，似乎憔悴蒼老了很多，可還是顯得很堅強。對於徐寧，我深深感到內疚。我太軟弱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援。　會計系的瑪克奈爾教授也是仲裁委員會成員之一。是我後來修她課時，她偶然提到這一事件，她相信徐寧的指控。起初，我以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寧一邊，是出於女人對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後來又有機會與商學院副院長談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寧投訴崔教授的聽證會。他也覺得徐寧的指控可信，但因為有不利於她的證據，聽證會的決定將不會支援她。在此情況下，他就建議徐寧撤回了投訴書。

——美國高等學府實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種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擁有極大的自主權，行政無權干預學術。在學術自由的名義下，老師按自己的意思決定教學內容，課本採用、考試形式和內容，也按自己的標準評定成績。當我還是研究生講師時，就已享受到任課老師所擁有的那種有很大隨意性的權力了。　這樣的制度有利於創造百家爭鳴的教學氣氛，但它缺乏一個有效的制衡機制，使得老師在師生衝突中處於絕對優勢，除非學生提出不可辯駁的證據，這個制度都假設老師是正確的。所以，學生往往很難把老師告倒。　但在通常情況下，若是老師濫用職權，制度就很難充分保護學生的權利。所以，選擇研究生導師是一項高風險投資。若遇到的是冷酷無情的導師，那真是給折磨得死去活來，很多年都無法畢業。　我剛進入博士專案時，就已得到前人告誡，在校園裡遇上其他中國同學，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見面，輕易不要起問：“你已來幾年了？”或“你還有多久畢業？”因為這可能會觸及到對方的痛處，引起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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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是學術生命線

在上文中，商學院副院長提到，仲裁決定將不利於徐寧，那還是為她的學期報告之事。這在美國人來看，是違背了學術誠實（Academic　Honesty）的精神。美國大學非常強調學術上的誠實，而且是把剽竊和抄襲（Plagiarism）看成是學術上的犯罪，不少人為此栽了跟頭。　在我讀博士的第三年，國際商業專業新進了一個臺灣學生——小陳，高高瘦瘦的，戴著一副厚片眼鏡，嘴唇也厚厚的，看起來很忠厚的樣子。他是自費留學生，來攻讀科學碩士學位。他剛到時，就向我詢問學校情況，我也很樂意幫助他。但因為大家都是學生，忙於學習，平時見面機會也不多。碩士學習一般只需要兩年時間，很快他就要畢業了。可是，就在最後的學期，他卻碰到了巨大的麻煩。　在賓州大學，科學碩士的學位有二種結束方式：或是完成一篇碩士論文，或是加修額外課程和完成一學期報告，小陳選擇了第二種，因為學期報告不需要答辯，可以更快完成。他趕著完成學業後回去，因為留學美國對一般的臺灣學生來說也是昂貴的，而且小陳的父親正病危，他是獨子，在家庭中責任重大。

但學期報告也要有指導教授，小陳找了國際金融教授泊薩當他指導教授。後來小陳卻幾次向我訴說泊薩的不公平。他的學期報告是評估美國杜邦公司在臺灣投資專案的環境影響。泊薩教授對此沒興趣，而是要小陳去搜集臺灣股市的資料，並做資料的分析。在一次討論中，小陳爭辯，這與他的論題沒有直接關係。泊薩教授沉下了臉，說：你既要我當指導教授，就得這麼去做。　小陳心中不服，覺得自己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