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是有責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憤然退席。會上不僅不聽陳再道的解釋，吳法憲還帶領幾個打手衝進會場，抓掉陳、鍾等人的領章帽徽，拳打腳踢，不讓他們講話。會議休息期間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員對他們進行武鬥。會議開得很長，吃過晚飯後再開，陳等人低頭彎腰站了六、七個鐘頭，實在支援不住，陳便對坐在那裡不講話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歲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話還沒說完，康生就惡狠狠地打斷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他們這樣大加討伐，主要是為了嚇唬人，讓人不敢再反對他們的極左路線，否則其下場就和陳再道等人一樣，“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出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說“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的科學客觀世界相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經驗的世界。認，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竟然採取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有了這一頂頂可怕的大帽子，陳再道、鍾漢華想在劫逃脫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親自主持會議，撤銷了陳、鐘的職務。但批判陳再道、鍾漢華不過是他們的藉口、手段，他們的目的是要在全國、全軍範圍內掀起一場“揪軍內一小撮”的運動。因此，他們在批鬥陳、鐘的同時，也著手大搞輿論宣傳。7月22日，也就是王力、謝富治乘機返回北京的當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紅尖兵”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聲討“七·二零事件”和“揪軍內一小撮”的新聞、社論、評論、文章、圖片連篇累牘。中央文革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傳口徑時，康生對“揪軍內一小撮”叫得最兇。他說：“為什麼不能搞軍內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訴王力，謊說他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傳之外，他們另一手就是發動各地造反派去鬧，以造聲勢。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華召開有各地造反派頭頭參加的“目前形勢分析會”上傳達林彪的指示說：“現在要解決軍內問題，全國都要注意這個新動態”。同一天，北航紅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漢傳達王力、關鋒的指示，說文化大革命一年來，地方、黨內的—小撮走資派差不多都掀出來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第三個戰役”，是兩個司令部的最後決戰，武漢問題的解決，可以說是拉開了序幕，吹響了進軍號。

一時間，濁浪滾滾湧來，鋪天蓋地。全國各地到處都出現了造反派衝擊軍隊，揪“陳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東、王任重、彭紹輝等領導同志被打成了“七·二零事件”的“黑後臺”，徐向前和徐海東的家多次被抄。許多軍區負責同志慘遭迫害會主義的建立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和政治結構的簡單轉變，，武漢軍區獨立師被打成“叛軍”。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地造反派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檔案、衝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的指揮陷於失靈狀態。

就在他們幹得起勁，幹得高興的時候，毛澤東震怒了。1967年8月《紅旗》雜誌發表了兩篇關鋒起草的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毛澤東看後揮力批示說這是“大、大、大毒草”，怒喝：“還我長城”。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要下發部隊的檔案上多次劃掉了“軍內一小撮”的字樣，批示說：“不用”，退給了林彪。這種情況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勢不妙，立即慌了起來，急著找藉口為自己解脫責任。葉群立即叫林立果寫信給江青，說“紅尖兵”文章中“揪軍隊內一小撮”的提法原來是沒有的，只是後來別人加進去的。誰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則把責任推到陳伯達身上，說社論是陳伯達簽發的，而且他還是輿論總管，主要怪他。陳伯達處境危急，只好求助於第一夫人。考慮到把陳伯達打倒了會引起全國反對“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聽到訊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嚇得急急地辯解說：“《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江青、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