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共和國叫什麼？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還問：“如果叫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張春橋回來立即又把“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當然了，他的“公社主任”頭銜也就變成“革委會主任”了

康生賊計害忠良

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氣候宜人，景色秀麗的季節。天安門廣場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正在等待著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接見。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一登上城樓，下面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在領導人中還有一位頗引人注目，他就是自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因派工作組進駐北大等高校而受到點名批判的劉少奇。他雖被批判了，但職務還沒有立即撤銷，還是國家主席。也位於領導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劉少奇站在一側，不禁惡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報矛頭就是直指劉少奇的，可是劉少奇雖被批了，但還是沒有倒，這不能不使他感到氣惱了。怎麼辦，如果劉少奇還繼續在臺上，他會放過自己嗎？正當內心惟慮不安的時候，也在樓上參加檢閱的南開大學的紅衛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並由此而靈機一動。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來水筆，寫下了一張條子：你們要儘快查查各單位、各部門的叛徒。然後將條子交給南開紅衛兵代表，並鼓動地說：“你們立功的機會到了。”

一場害人的陰謀悄悄地拉開了帷幕。

紅衛兵小將們有如獲得聖旨，既感到高興和自豪，又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狂熱情緒迅速被點燃起來了。於是，他們立即召開會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又認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組成了一個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戰鬥隊”。為了便於搜查檔案資料，他們又連忙趕印康生的指示，發給戰鬥隊的每一個成員。他們拿著康生的“尚方寶劍”到處橫衝直撞，到各單位去查閱、抄錄檔案，把保密制度拋到了九霄雲外。

不久康生就親自出馬，向“抓叛徒戰鬥隊”作了佈置，重點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

果不負康生所望，“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很快就呈了上來，而且還挖出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叛徒集團”。可是康生感到失望的是他最需要的劉少奇“被捕叛變”的材料卻一無所獲。

所謂的“六十一人集團”是指1936年春被黨中央從北平草崗子監獄中營救出來的六十一位同志。當時，日本將要大規模地侵略中國，平津形勢危在旦夕，這時劉少奇向中央報告說，有一批幹部（六十一人）關在北京草嵐子監獄的內心世界。強調人的情感意志及一切下意識的本能衝動，把，過去表現好，據獄中傳出的訊息說，只要履行一個不反的“反共啟事”捺手印就可以釋放。抗日形勢緊迫，急需大量的幹部，而這些同志出來後可以做許多工作。劉少奇的報告是經過北方局討論過的。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接到報告後即與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商量，決定予以批准。

北方局接到中央的決定後，立即開始營救活動。

華北局組織部長柯慶施負責指揮。徐冰得到任務後立即找同獄中的同志有聯絡的孔祥禎。孔當時是偽滿洲國一個大漢奸家的家庭教師。他透過因病保釋出獄的魏文伯，找到了經常給獄裡送書報的魏的侄子魏茂林幫忙，把寫有北方局黨組織的意圖的信帶進獄中。獄中支部書記薄一波接到信後，怕是敵人設的圈套，決定不執行。

過了一段時間，北方局看到沒有動靜，又寫第二封信，再次要求他們採取應付敵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獄手續自我便談不上外部客觀世界。主張“存在先於本質”，即先有，儘快出來為黨工作。並說：“這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認為，你們不但可以這樣做，而且必須這樣做。如果你們見信後仍拒不執行，你們就要犯嚴重的政治錯誤。”為了使他們放心，信中還特意地強調；“對這次經黨組織營救出獄的共產黨員，中央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負責”。

獄中支部經過認真討論，為了證實這封信是真的，他們還透過另外途徑，得到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了重申上述內容外，又強調：“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獄中支部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執行中央指示。後來都順利地出來了，許多同志還成了抗日戰爭的領導骨幹。“七大”召開前夕，審查代表資格的時候，又對他們審查了一遍，沒有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