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幾日，荀詡一直在郤正的幫助下對整個吳國國情、政局現狀、經濟政策、軍事體系、民計民生等諸方面進行考察，以試圖對這個位於長江南岸的國家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印象。與此同時，荀詡還頻繁地出現在各個東吳大臣的宴會之間，與吳人進行交談，瞭解他們的想法。期間他還受到了孫權的接見，並得到一塊玳瑁殼作為賞賜。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荀詡心中原本抽象的東吳變得豐滿實在起來。他在一封寫給裴緒的信中這樣寫道：

“……在經過兩次權力轉移與數十年相對安定的統治以後，江東政權自孫堅時代培養起的那種銳意進取的氣勢已經被和平銷蝕得所剩無幾。歷史原因與地理原因的雙重影響令東吳君臣滋生出一種從外人視角來看很矛盾的心態：

一方面他們很驕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被稱為自大——從吳主到最基層的平民普遍認為任何針對東吳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們的想法有其歷史淵源，孫權即位以來曾經遭受過來自曹魏與我國的數次大規模攻擊，但最終都成功地將其順利擊退，這些勝利都是間接或者直接得益於長江。在我與吳人的交談中可以發現，長江作為天塹的存在從地理上與心理上都對他們有著深刻的影響。長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們對外界政治變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對現狀很滿意，並相信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

諷刺的是，作為一枚銅錢的兩面，這種封閉式的苟安心態不僅帶給吳人優越的安全感，也成為了他們向外發展的障礙。與輝煌的防守戰相比，東吳對外用兵的記錄慘不忍睹，要麼是完全的失敗——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戰；要麼是戰略意圖十分混亂——比如建興六年的石亭戰役，從戰術上來說陸遜將軍無懈可擊，但在戰略上東吳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資以外，絲毫沒有收益。我想這可能是肇始於東吳將領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東吳的南部疆土與我國南部局勢類似，廣泛分佈著鬆散的蠻族部落，相當一部分東吳將領就是靠鎮壓蠻族來積累資歷。因此東吳的軍事行動呈現出鮮明的討蠻式特色：缺乏一個大的戰略構想，只確立無數短期戰略目標，而且他們樂此不疲。這與我國明確的戰略目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正因為如此，東吳君臣很明顯抱有一種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態，這導致武昌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始終缺乏一個明晰的定位。他們將自己視做一個獨立政權，但又向曹魏與我國稱臣，暴露出武昌視自己是一個相對於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據政權的不自信；而每當稱臣這一議題進入到實質操作階段的時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自己最初的立場——和他們的軍事行動一樣飄忽不定，沒有指導性的原則。讓所有人，甚至他們自己都無從捉摸。

這種對外消極對內自大的心態終究讓東吳的小圈子化更加嚴重，在我接觸過的吳國臣子當中，大多數人在表現出對東吳獨立意識的強烈自滿。究竟這會引導我們這個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條什麼樣的軌道，接下來的發展趨勢實在是令人玩味……”

第三章　荀詡到任第七日

四月二十四日，荀詡到任武昌的第七日。

荀詡在太陽剛升至天頂的時候從敦睦館走出來，朝著城裡最繁華的朱雀區步行而去。他今天穿了一身不起眼的淺黃色短袍，並按照吳人的習慣將胸襟解開一半，兩邊朝襯裡各折過去一寸。這是因為江東天氣已經轉暖，將胸襟解開保持風氣暢通，人不容易出汗。他用一條束在腰間的布帶將袍子的下襬紮起來，這樣行走起來更加靈活。

從一出門，荀詡就注意到敦睦館對面的槐樹下有兩個農夫裝束的人從地上站了起來，遠遠地在後面跟著。他知道這兩個人是東吳派來監視自己的，心中毫不驚訝，面色如常地繼續沿著大街緩步而行——針對敦睦館人員的監視這早就是一個雙方心照不宣的秘密。張觀甚至告訴他萬一在武昌城裡迷了路，還可以找這些形影不離的跟蹤者問路。

張觀還告訴荀詡一件趣事：曾經有一次館內的一名書吏外出辦事，辦事地點與其中一名跟蹤者的家相鄰。那名不幸的跟蹤者在監視途中正好見到自己的老婆與別的男人偷情，一時沒控制住情緒衝進去捉姦，兩個人撕打起來，最後反而被那名書吏勸解並報了官。這件事一直讓吳國的情報機構面上無光。

從宣陽門附近的敦睦館向南走到武昌內河的朱雀門一共有五里路，這段街道被稱為御苑路。這條路兩側多為東吳官署與駐軍營地；當苑路到達朱雀門以後，依著內河的走勢左右伸出兩個分支，形成長貞與衢塘兩個商業區與居民區。那裡是武昌最繁華的地區。

荀詡順著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