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天津條約》簽字之際，咸豐皇帝還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製度，不得攜帶家眷”。他擔心的是：一旦允許西方使節以西禮代替跪拜覲見，天子顏面盡失，將“何以為天下共主”？

咸豐皇帝的擔心，其實集中代表了中國傳統士大夫們的“禮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自天津攻入通州。咸豐皇帝對聯軍提出的八項議和條件無不應允，唯獨對英方提出的國書須“親呈大皇帝御覽”這一條表示“萬難允許”。他指示前方負責談判的怡親王載垣，稱：“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設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大臣呈進，俟接受後，給予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唯有與之決戰。”

結果因為談判失敗。英法聯軍迅速兵臨北京城下，火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匆忙逃往熱河，將殘局留給了恭親王奕忻。然後是簽訂新的《北京條約》，聯軍收穫了大量的物質利益，但仍然撼不動咸豐皇帝對跪拜禮儀的堅持，只好暫時放棄。

此時遠避熱河的咸豐皇帝傷心欲碎——“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願意返回北京，因為“夷人”僅僅是暫時退去，他們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並想謁見自己親遞國書的念頭還沒有打消。他在詔書裡疾言厲色：“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迴鑾後，復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唯爾等是問。”

此年12月，恭親王從英、法兩國公使處取得了不再堅持入覲的保證。但咸豐仍心存疑慮，不願回京。次年8月，咸豐病死於熱河，終於實踐完成了自己“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的諾言。

此種情形下，英國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讓，決定不再堅持入覲問題。英國外交大臣於1861年1月9日訓令英國駐華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國皇帝親呈國書，只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其為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可。其餘各國也採取了和英國相同的處理方式。

咸豐皇帝死後，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婦道人家不便拋頭露面，就成了清廷長期拒絕外使入覲最得力的理由。

對於中國人的這種莫名其妙的頑固觀念，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當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專使遞交國書的時候，為了不給林義哲惹更多的麻煩，而特別指示特使不必登陸，在海上和中國皇帝的欽差大臣完成遞交儀式即可。

而這一次拿破崙三世的禪位大典，他想當然的認為，發函邀請中國派個使臣前來參加，總是可以的。沒想到又一次在中國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年大行皇帝直至龍馭上賓，也不見不跪之臣，文大人難道忘了嗎？”宋晉道，“朝廷禮制，屬邦新君即位，方可派使前往冊封，法蘭西國非我大清屬邦，派使前往，無論為何，皆不合朝規。”

聽到宋晉抬出了先帝，眾臣一時皆鉗口不言，大殿裡一時間鴉雀無聲。

宋晉說著，跪伏於地：“懇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老臣懇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倭仁見機不可失，立刻也跟著跪伏於地，大聲的說道。

“若是法蘭西國因怒興兵，犯我海疆，宋大人以為，當如何應對？”文祥怒道。

“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一概而論，法主既求於我國交好，何致興兵？”精明的宋晉顯然知道厲害，又一次避重就輕的說道，“朝廷只需婉言謝絕即可，法主想不至輕言決裂。”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宋大人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滿的好。”文祥冷笑著說道，“彼國新君即位，誠邀我國前往參加典禮，我國若拒之，彼則以我國有意藐視，彼新勝普魯士國，如今為歐陸霸主，且水師精利，若是興兵來犯，我只問宋大人倭大人可有退敵之策？”

宋晉正在措詞間，倭仁卻忍不住怒道：“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欲求制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戰勝在朝廷用人行政，有關聖賢體要者，既已切實講求，自強之道，不外如此！”

“夷人機心最重，狡詐多端，今欲從其所請，復揚其波而張其焰耶？安知不另有詭謀？皇上天亶聰明，孰賢孰否，必能洞知！在皇上好學勤求，使聖志益明，聖德日固而已。宋程顥雲，‘古者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