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在京中的嶺南名士臨桂陳昌繼、元和陳鍾麟結為忘年交。之後，潘仕成仍歸粵地。

作為在京城小有名氣，又謀有一官半職的人物，他以紳士、富商的身份同來往於粵地的政界顯達和本地官府人士往來甚密。其中相國8人、太史6人、尚書8人、侍郎10人、制軍（總督）18人、方伯（布政使）11人、中丞（巡撫）13人，曾任翰林院殿撰、修撰和編修者59人，其餘則是祭酒、太守、觀察、將軍、侍御、侍讀等高階官員。論科舉出身，有狀元5人、榜眼5人、探花4人、進士17人。這些人不僅有政界要人，也有風雅之士，文人墨客，像林則徐、郭尚先、張嶽崧、湯貽汾、姚元之、吳榮光、鄧廷楨等，與潘仕成大多有公私往還，過從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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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四章重歸不易

潘仕成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和交往，不僅經商鹽務，而且承辦軍火生產、幫辦洋務。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中英交戰元氣大傷，日子並不好過，潘仕成卻以承辦海防和戰船發了財。潘仕成承辦軍工海防時，自動捐資加制戰船，一次就捐助抗英軍餉8萬兩，被贊為“粵省紳士中最為出力之員”。鄧廷楨在石門試炮，邀他前往觀看。兩廣總督對修築虎門海防工程猶豫不決，“恐花數萬之資，委於無用之地”，後來求助於潘仕成獻策資助，才得竣工，因此十分感佩潘仕成“急公之狀”，致書要他“時以策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2月，英軍攻破虎門，廣州垂危，時已被革職的林則徐毅然決定出資自僱壯勇以應敵。在林則徐的感召和帶動下，廣州愛國士紳、商人紛紛捐資僱勇。潘仕成主動代付廣益行僱募300名壯勇的僱資。為此，林則徐特致函於他，謂“閣下捐資保衛城垣，洵屬義舉”，“若廣益行所僱之人改由尊處給資，於心不安，理亦不順，且與別處轉不一律，無以對人。茲特將廣益退回原銀送繳臺府，祈為歸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謙讓過情，曷勝感禱”云云。潘仕成認為“要制敵則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故不惜以每月5000兩銀子的高薪聘請外籍人士壬雷斯制水雷、造戰船、鑄火炮，花去6。5萬兩銀子。所制水雷，成為當年攻船利器，還將20枚水雷、400斤火藥運往天津大沽口要塞演習。他還編繪了《攻船水雷圖說》上奏，得獲傳旨嘉獎。由於籌防籌餉，潘仕成受到粵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道光帝一再下諭嘉獎：“該道員潘仕成，業經迭次加恩賞戴花翎，並加按察使銜，應如何再加獎勵之處，著兩廣總督酌核具奏，候朕施恩。”不久，據奏議賞加潘仕成布政使銜。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銜只能是三品職銜，布政使是從二品職銜，潘仕成因功得銜，地位十分顯赫。

朝廷對潘仕成賞賜有加，其後，又下令授以實職。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先後委以甘肅平慶涇道、廣西桂平梧鬱道之職，但潘仕成卻不想到任，均透過粵督以“督辦七省戰船未竣”、“幫辦洋務”為由奏留廣東。翌年，道光帝特旨授潘仕成兩廣鹽運使，他以本籍人為本省鹽司“異數”、“非分”為由，固辭不就，改授浙江鹽運使，又以“粵東夷務孔棘”為由奏留。除了因“非分”辭去兩省鹽運使之外，潘仕成還三次辭去委命，不離粵地。

潘仕成在54歲時曾接受公命北上談判。鴉片戰爭中籤訂的中英《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上海等五口為通商口岸，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次年，中英在虎門簽訂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並附《海關稅則》，對出口貨物分類定出稅率。15年之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咸豐八年（1858年），清廷在直逼天津的英法聯軍炮艦威嚇下，簽訂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後又在上海，與英、美、法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例》，修改稅則，降低稅率。潘仕成奉召談判涉及廣州通商之事，可見其作為商界人士在政界之地位。此後，他就“歸而養痾里門”，再不復出了。

潘仕成在地方被譽為“輕財好義，地方善舉資助弗吝”。一是賑災濟貧。廣東地區常有災情，潘仕成不止一次捐資賑災，還倡種牛痘，建議官府、親友推廣種牛痘，併為之代購進口種痘洋刀，輸送洋痘種。各方人士和受患者均贊其“功德無量”。至於日常故交知己需扶貧濟困，或婚喪嫁娶，或缺醫少藥者，他都樂意慷慨相助。

和許多成功發家的中國商人一樣，潘仕成隨後大起園樓，修建了自己的奢華莊園海山仙館。“自道光九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