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也只能算作是對眼前形勢的描述和判斷而已，實際上，李鴻章的這份奏摺中真正的戲骨乃是緊跟在這段警世之言後的一句話——“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

“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又豈能以成法敵之？！”

林義哲喃喃自語道，一雙黑沉沉的瞳仁裡竟罕有的射出了幾分癲狂！

不宜以成法敵之，那欲制強敵，又有何法？李鴻章自己在奏摺中就給出了答案——“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窮則變，變則通！”林義哲緩緩地自牙縫裡擠出這六個字，而一雙手亦已是攥得緊緊的，“外需和戎，內圖變法！”

李鴻章本人的睿智與遠見自不必多說，單單是這“外需和戎，內圖變法！”的八字國策，就足以使他遠超同儕——即便是到了林義哲所來的那個時代，中國所能選擇的國策不也還是與之彷彿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更何況李鴻章的變法主張乃是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在日本入侵臺灣事件之後）所提出，莫說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要瞠乎其後，那個自詡為“聖人”的康南海的變法主張的提出也還要晚上十餘年……

尤為可笑的是，康有為還曾聲稱翁同龢乃是“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這也當真有趣，翁師傅一生行事，唯有“敗事有餘”四字可以形容，此獠在康有為口中竟可為“維新導師”，也當真是貽笑百年！不過考慮到翁師傅和康聖人在功名心熱與寡廉鮮恥上的一脈相承，康某人能做此等言行倒也是意料中事！

難能可貴的是，淮系之中，非只李鴻章一人能有“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的睿智明斷及全力推動洋務事業的戮力前行，其餘如劉銘傳、張樹聲這前後兩位淮系二號人物，亦曾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竭力推動國家變革——劉銘傳早年即上書中樞建言應修鐵路、開礦山以推進洋務事業，受命出任首任臺灣巡撫後更是在臺灣島內鞏固海防、興建鐵路、廣設電線、發展商務、撫番墾荒，建設新式企業，使臺省之近代化成都幾為海內之冠！

而曾在李鴻章因母喪丁憂守制期間署理直隸總督，並以雷霆手段平定朝鮮“壬午之變”的張樹聲，更是請求朝廷在自強改革路線上摒棄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條，引進西方的議會制度。張樹聲說：議會制度是西方強盛的根源，唯引入議會制，才能完成自強改革謀求國家富強的目的。這是大清帝國封疆大吏首次明確提議開設議會！

張樹聲在1884年病逝廣州時，亦曾在其上給清廷的遺折中，發出了“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戍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噘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馭？”的質問和“聖人萬物為師，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的諫言！

歷史從來都是公平的，它在給予日本以發動“明治維新”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乃至柳原前光等一代精英的同時，亦給與了中國以李鴻章為首的這一代在視野與行動上超越了時代的人傑。

但幸運女神卻又異常冷酷無情的拋棄了中國，和同時期的日本那一代政治家們相比，李鴻章等人所能施展的舞臺實在是太窄太小了……

“不過敢為天下麼……”林義哲突然頗為自失的一笑，“怕就是即便你走在天下先，卻亦死於天下人之先，而那些抱殘守缺之輩，卻未撼動分毫！”

“老朽以為，天下的事情，不過事在人為罷了！”徐潤看著林義哲，搖了搖頭，不以為然的說道。

“大人以前說曾過，今日中國之情勢，欲求振作，惟‘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八字！”徐潤目光幽幽的繼續道：“而老朽以為，以朝廷內之掣肘重重，單憑大人一己之力，欲行變法，其難不啻於登天，而既然堤內有損，何不堤外補之？”

“如何補之？”林義哲容色不動的追問道，“先生的意思是？”

“大人曾去過海外……”徐潤的一雙眼裡放射著幽幽的光，“於西洋之情勢略有所知，今日之西洋，便如我中華之春秋，群雄並起，逐鹿天下，且各大強國均縱橫捭闔，折衝樽俎，廣行縱橫之策也……”

“大人國學深厚，自然一定知道春秋時晉楚相爭時，楚之亡臣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