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的WUO成員與國外勢力的暗中接觸達數千次之多。

有確鑿的情報表明，WUO還透過向美國國內走私毒品，為其各項行動籌措資金。根據報告，他們從事毒品交易的地點位於佛蒙特州里士滿的“綠山公社”。那裡距離美加邊境不足一英里，很容易運送毒品或是越境逃亡。而且，有證據顯示，該組織與波士頓和普羅維登斯的黑手黨，以及聲名狼藉的毒品交易集團“法國聯結”都有聯絡。

“地下氣象員組織”於1970年9月15日發表的第四號公報宣稱：他們成功地幫助蒂莫西·利裡從位於聖路易斯奧比斯堡的加州政府監獄越獄逃走，對此他們“深感自豪並滿懷喜悅”。（在利裡博士撰寫的《一個追求希望者的自白》一書中，他將他此次越獄完全歸功於WUO，並暗示幫助他越獄並從美國逃往阿爾及利亞所需的資金來源於毒品交易。）該公報還聲稱：

我們與“越南全國解放陣線”和北越人民站在一起，我們與“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陣線”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我們與拉普·布朗和安傑拉·戴維斯站在一起，我們與所有的黑人和棕色人種革命者站在一起，我們與索裡代德兄弟以及所有被關押在美國集中營中的戰犯站在一起，我們知道如果不徹底摧毀美帝國主義，和平就永遠不會降臨。

WUO的領導人經常訪問古巴，僅在1968年1974年間就多達數百次。這些年輕的激進主義者將菲德爾·卡斯特羅視為偶像，而後者也常常為他們支付所需的一切費用。他們在古巴接受思想教育，由蘇聯克格勃掌控的古巴情報機構“情報指導總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igence，DGI）為他們提供游擊戰訓練。古巴還招募了一部分激進分子為他們從事間諜和情報蒐集工作。有些人被訓練成為“潛伏特工”暫時蟄伏，以便在未來根據情報指導總局的命令在美國開展間諜活動。

每當這些激進分子從古巴歸來之後，美國本土往往就會發生嚴重的騷亂事件。別名馬克·拉德的馬克·魯迪斯基是WUO的一名高層領導，曾於1968年冬天赴古巴接受教育和訓練。1969年春天他回國後，他組織和領導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校園達七天之久。由於此事受到了規模空前的報道和宣傳，深受鼓舞的拉德又前往芝加哥，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參與組織和領導了一場出格的反戰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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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包工作（2）

1969年，該組織的一個代表團應邀赴古巴與北越和越共代表會面。由於美國國內反戰行動漸趨平息，越共對此深感憂慮，因此鼓動這些激進主義者更加積極地開展反戰活動。越共敦促他們採取行動，而不要與政府談判對話，而越南人的目的就是要藉此來加強他們在和平談判中討價還價的地位。

某些激進主義者已經開始行動起來了。1968年春，娜奧米·賈菲訪問了北越，在她返回美國之後，她甚至誇耀說曾用高射炮擊落了一架美國戰鬥機。賈菲暗示說這是訓練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1969年10月，WUO協助組織了名為“憤怒歲月”的行動，以抗議對“芝加哥七君子”的審判——這七個人因為領導了1968年擾亂“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行動而遭到起訴。頭戴橄欖球護盔的WUO成員在芝加哥林肯公園集合，隨後向警察發動攻擊。美國國內不斷升級的反戰行動使得北越拒絕做出讓步，事實上反而阻礙了最終和平協議的簽署。

除去與敵對國家協調行動和舉行示威遊行之外，WUO的所作所為遠不止此。其成員還在美國本土發動了一系列恐怖主義襲擊。在此之前，國內恐怖主義與國外顛覆勢力之間的聯絡本來極為薄弱，在某些案件中，尤其是一些與WUO有關聯的早期案件中，甚至與國外勢力毫無聯絡。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授權聯邦調查局負責美國國土安全以來，聯邦調查局便開始應對這種威脅。早期的目標包括由納粹德國資助的“德美幫”、接受蘇聯指令的美國共產黨以及國內一些極端組織。

在二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面對型別多樣的軍事性組織，例如三K黨、“黑人解放軍”和“猶太人自衛聯盟”等等，聯邦調查局又以同樣的熱情展開工作，以防止上述組織發動恐怖主義襲擊，或是從事其他不法行為。對於這些組織中的年輕成員，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當著他們父母的面，與他們進行約談，並明確告訴他們聯邦調查局已經掌握了他們的恐怖襲擊計劃。一些更為冥頑不化的積極分子則遭到了聯邦大陪審團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