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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時費爾特（5）

當然，報界也獲悉了此次會議召開的訊息，並報道說我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對拉克爾肖斯大加貶低，並在琢磨如何將他趕出聯邦調查局。但是事實上當天我們根本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他。

我和拉克爾肖斯隨後一次令人不快的爭執與埃爾斯伯格一案有關。我們已然獲悉，約翰·埃利希曼曾經密會在洛杉磯負責審理埃爾斯伯格一案的聯邦法官馬特·伯恩，並不恰當地與馬特討論了提名其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可能性。他們兩人的此次會面引起了公眾的注意，並將對庭審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甚至導致推翻上訴法院的有關判決。不久，在法院休庭期間，《華盛頓郵報》撰文聲稱白宮的“水管工們”曾經對埃爾斯伯格的電話實施電話竊聽，這一報道促使伯恩法官要求政府提供證明，表明起訴埃爾斯伯格的有關證據沒有遭到惡意的歪曲和篡改。

拉克爾肖斯立即下令開始進行調查。《華盛頓郵報》所提及的電話竊聽問題顯然與基辛格的電話竊聽一事有關，而後者則是根據白宮的指令實行的。埃爾斯伯格肯定曾被告知此事，畢竟，司法部長和司法部對該案的情況很清楚，並且具有一定的傾向性。不管怎樣，我們及時地向拉克爾肖斯報告了有關事實，包括被沙利文藏在他辦公室裡的那些錄音帶是如何被製作出來的，其原因又是什麼，這些錄音帶又是如何透過助理司法部長羅伯特·馬迪安轉交給白宮並就此杳無音信的。此外，我們還告訴他，埃爾斯伯格的電話從來沒有被竊聽過。

我們進一步向拉克爾肖斯報告說，埃爾斯伯格曾在莫頓·霍爾珀林家做客，由於霍爾珀林被懷疑洩漏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密而被竊聽，因此當埃爾斯伯格在使用他家的電話時，他的對話曾經被無意中竊聽到。但是埃爾斯伯格被記錄下來的談話內容卻與竊取和公佈五角大樓檔案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每隔一小時就向拉克爾肖斯提交有關的調查報告，而且我們認為他應該會立刻將這些報告轉交給司法部長和伯恩法官，以表明聯邦調查局對此事所做出的迅速反應和良好誠信——並打消人們對這些資料對埃爾斯伯格帶有偏見的疑慮。

然而，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拉克爾肖斯卻只是將這些報告堆在他的辦公桌上。終於在五天之後，他向司法部和伯恩法官送交了一份備忘錄，開篇這樣寫道：

在我剛剛擔任代理局長几天的時間裡，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報界所聲稱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對身份不明的新聞記者實施竊聽一事上。我被告知，經過對聯邦調查局記錄的檢查，我們沒有發現聯邦調查局曾實施電話竊聽的證據。不管怎樣，在1973年5月4日，我已下令開始展開調查，透過約談現任和退休的聯邦調查局職員以便確認，如果可能的話，是否曾進行過電話竊聽。

這一完全誤導性的備忘錄使得聯邦調查局所有探員堅信，他們完全有理由對拉克爾肖斯的動機做出最糟糕的判斷。這份備忘錄暗示聯邦調查局在隱瞞資訊，而事實上完全不是這回事。而且，這把“乾淨的掃帚”正在試圖將公眾對竊聽事件的指責導向聯邦調查局，以此掩飾那些重要的總統助理所實施的勾當——他們正因埃爾斯伯格一案的審理而感到窘迫不安——這完全是一場拙劣的政治操作。事實上，我們的確需要一把“乾淨的掃帚”，以便從最高領導層開始清掃。

不久，白宮要求聯邦調查局提供一份詳細說明，列舉出在以往各屆政府期間聯邦調查局曾實施過的竊聽行動。對於這一問題，我與拉克爾肖斯之間爆發了一場最為激烈的爭執。首先，我們被要求提供一份清單，上面須列出在1941年以來聯邦調查局每年所採取的竊聽行動的數量。我向拉克爾肖斯解釋說，我們從來沒有保留過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我們保留有每一個被竊聽者的談話記錄，但是卻從未區分過談話人到底是被竊聽者本人，還是被竊聽者打電話所找的某個人。我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