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個讓各方都滿意的辦法，我對局長辦公室的運作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郵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訊系統。但每一項都執行流暢，我很難想出什麼改進辦法。我建議給電話房的兩名職員加薪，他們要負責局長室電話的接進和接出，要對胡佛辦公室發生的每件事進行記錄，還要留意局長的預約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最後是展示科幫我渡過了難關，該科平時的工作是製作展覽品和證據模型。展示科的專家為電話操作員設計了一個巨大的操作檯，可以讓他們更為有效地組織和參與作業。這個精巧的裝置像個新潮的航空售票處，每個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興。

胡佛有時會將我推入高風險的官僚鬥爭旋渦之中，這種鬥爭包括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那些齟齬之事。有一樁特別的案子被遮蓋起來。1969年3月14日，科羅拉多大學三十九歲的捷克裔俄羅斯史教授托馬斯·裡哈從家中失蹤，而警方始終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聯邦調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蹤卻不能告訴地方政府，因為這可能會危及秘密情報來源。但有位聯邦調查局特工卻向中央情報局的某個人吐露了情況，這人又轉告給大學校長約瑟夫·斯麥裡，斯麥裡於是就做出宣告，稱裡哈“活著且身體狀況良好”。胡佛知道後，大為光火，要求中央情報局指證它的聯邦調查局情報來源。但丹佛的這位中央情報局人員卻拒絕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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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執行人（3）

第二樁令人惱火的事發生在國內情報處聯絡科，這裡有十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與其他政府情報機構保持聯絡。其中一名叫薩姆·帕皮克的特工專司與中央情報局方面的聯絡工作。帕皮克與中央情報局有著實際的工作聯絡，於是告訴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所關注的問題，即聯邦調查局沒有采取足夠積極的行動來對付美國國內的外國間諜。（這也是帕皮克的老闆，主管國內情報處的副局長威廉·沙利文所關心的問題。）1970年，在帕皮克退休的時候，他給胡佛寫了一封禮貌卻不客氣的信，催促他採取更多行動。胡佛怒不可遏，隨後對我說他相信帕皮克的信是由中央情報局給起草的。

作為這兩件事的後果，胡佛把我召到他辦公室並對我說道：“我想撤掉聯絡科。它每年花掉我們二十五萬美元的經費，而別的機構從那裡得到的甜頭顯然比我們還要多得多。讓主管自己與其他機構聯絡好了。”

“讓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們能找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白宮方面怎麼辦？您想繼續直接和那兒聯絡麼？”

胡佛略加考慮。“除了白宮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顯然，局長決心已定，沒有什麼能改變的，儘管這個已建成的系統運作良好。1972年，代理局長格雷重建了聯絡科，但規模要小一些。

聯邦調查局監察員經常會被外派幫助解決調查問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佛就經常派遣聯邦調查局官員趕到重大案件現場。休·H。克萊格曾在1934年被派往中西部，直接指揮對威斯康辛州小波希米亞旅館的搜捕行動。那裡發生過一場槍戰，致使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殉職，而約翰·迪林格、“娃娃臉”納爾遜和其他匪徒卻從現場全身以退。監察員艾爾·康納利曾領著一隊人馬在佛羅里達州進行了一場槍戰，幹掉了臭名昭著的“巴克媽媽”和她的兒子。出於同樣的考慮，胡佛曾將我派往堪薩斯市，去完成一件毫無勝算的任務。這是一個打擊該市黑幫的異常棘手的案子，而我從中也獲得了經驗，這種經驗對我後來在“水門事件”上與尼克松政府攤牌很有幫助。

我的任務是加快塞爾瓦託·尤金·帕爾馬（堪薩斯市的一名惡名遠揚的暴徒）黑社會謀殺案件的調查行動。在我擔任堪薩斯市分局主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帕爾馬的許多事情。他是當地黑幫的優秀“戰士”。他絕對依照吩咐行事，沒有黑幫大佬的首肯，決不會自作主張。他的首次落網是在1949年12月22日。他以盜竊從犯的罪名被判處二年徒刑，但很快就得以假釋出獄。此後，他曾二十次在不同的場合因盜竊或搶劫而被逮捕，卻沒有一次受到指控。

帕爾馬也試圖金盆洗手，經營過幾次正經生意。他有段時間是帕提歐烤餅店的股東，這家餐館於1965年1月1日毀於一場大火。調查人員懷疑是故意縱火，但未找到證據。他曾是國民寄售公司的合夥老闆，這個公司卻在1964年1月份破產。他還與1964年燒燬的一家女子內衣經銷店有關。這傢伙是真的不幸還是另有隱情呢？

我任堪薩斯市分局主管的時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