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以其它形式作出更多的減排貢獻。

對技術轉移我更願意說是技術共享。對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來說，都面臨重要的新技術機遇。我舉一個印度的例子，印度現在正在討論20GW太陽能的建設（記者注：9月7日，中國與美國第一太陽能簽署在鄂爾多斯建立20GW太陽能工廠協議。見本報9月7日報道）。這極其重要，也是富國應該支援的抱負和機遇，雙方應該分享技術。我認為要確保智慧財產權和專利不會成為阻礙，更重要的是合作。中國的中外合資企業的歷史可以作為分享專有技術非常重要的成功例子。

趙憶寧：中國是“世界工廠”，正是因為中國為丹麥人生產消費品，丹麥才能夠在1990年…2005年實現能源消費零增長，GDP增長75％。以2004年資料計算，大約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國的淨出口導致的，佔中國當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23％（總量），是德國、澳大利亞排放總量之和，是英國排放總量的2倍多。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界定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誰該為中國的碳排放增長負責？

斯特恩：我認為這個問題背後的假設是正確的。換句話說，必須要打破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絡。我們都不應該忘記世界上還有很多極端貧困地區，我們不僅需要用增長打破貧困的瓶頸，也需要打破排放與增長之間的紐帶，這是完全可能的。你所談到丹麥和瑞典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我相信在未來5到10年內，我們會做得更好。

你的問題點出了中國是在為全世界的消費而生產，所以單單關注生產排放是具有誤導性的，我們既需要關注生產排放，也需要關注消費排放。當然，一個國家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因此增加排放，所以生產轉移對中國也許會有好處。生產排放與消費排放，到底該如何計算？應當考慮到許多對此不同的國際理解。

所以，當說到中國的排放增長，或者說對應制造業的增長，或工業的增長，我認為這一部分是中國的責任，但從某種重要的意義來說，從中國進口的一方也有部分責任。生產排放和消費排放兩者相關，因為兩方國家都獲得利益，貿易雙方都在世界貿易變化的一部分中間形成生產轉移。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氣候問題不是陰謀

趙憶寧：您這次的中國之行可能會聽到“西方陰謀論”的聲音。目前中國有不少人從心裡認為“歐美利用氣候問題設局”，極少數主張“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的人被視為“上當”者。低碳經濟是發展的機遇還是“圈套”，您如何看？

斯特恩：我不代表任何組織，當然也不代表陰謀者。我不認為提出這種理論的人仔細研究和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毫不懷疑這是全世介面臨的共同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是更大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在到達富裕國家之前，首先強烈地衝擊到發展中國家，這正是我對氣候變化感興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援助、減貧和促進經濟繁榮這些領域中度過的，到現在已經40年，而我認識到氣候變化正是對發展的一個極大威脅。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完全不是西方國家的陰謀。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斯特恩：氣候變化（4）

中國如果不應對氣候變化，可能面臨巨大的損失。同時我也認為中國擁有巨大的機會。因為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國將見證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經濟發展，將會有創新、新技術、大量投資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

我相信中國會走在世界前列。中國佔據世界市場比大多數國家都佔據優勢，中國的製造業佔據的市場份額還會增長，只要中國轉向這些市場。中國在國內、海外都將有巨大的現實機會，中國正在佔據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術市場的有利位置。許多中國的專家都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我相信中國正在為抓住這些機會做準備。所謂西方“圈套”論在我看來，本質就是對問題視而不見，這將會摧毀發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應對氣候變化，因為高碳增長的結果就是自我崩潰。

趙憶寧：不確定性是政策設計中的核心問題。《京都議定書》後，為達到議定書強加給發達國家企業極高的成本，迫使他們向海外大量轉移生產。原本旨在減少環境汙染，實際上卻給發展中國國家帶來更多的汙染。這是當初制定政策所沒有想到的“南轅北轍”效應。當我們制定對應氣候變化政策時，如何在整個市場或者全球經濟背景中考察政策的作用，而避免某些政策導致不想要或者不利的結果？碳稅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斯特恩：不確定性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