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才華出眾，外電評說他“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是位博得世人“無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並時時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對黃蕙蘭一身珠光寶氣不以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買給你的飾物外什麼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親為他們訂購的汽車，堅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舊車。黃蕙蘭認為享用父親的錢是件自然不過的事。而且，黃蕙蘭有自己的見解，她認為在外交場合有必要裝潢門面，“這有助於使他們理解中國不能忽視，我們並非如他們想象的來自落後的國家。我們來自有權受到尊重的國家。”因此，在30多年的交際生涯中，她揮金如土，為國也為己增光添彩。一外國友人寫詩稱她是“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遠東最美麗的珍珠——顧維鈞第三任夫人黃蕙蘭女士（5）

在最初的外交活動中，黃蕙蘭不懂禮節，根據自己的喜惡，在接待賓客時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顧維鈞批評她：“這不是私人宴會，這是代表國家款待客人。”夫唱婦隨。漸漸地，黃蕙蘭成為顧維鈞的得力助手。由於她懂6國語言，為人熱情、大方，又懂禮節，深受歐洲人歡迎，“被當作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團，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國以及別的國家要根據顧維鈞和我的表現來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黃蕙蘭認為“我們是中國的展覽櫥窗”，得注意形象。連持“不同政見”的袁道豐（曾任國民政府駐巴黎總領事，顧維鈞老友）也承認：“當大使太太是最適合黃蕙蘭的胃口，與西人酬酢應答如流，也確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國大使的太太能夠和她比擬的。”顧維鈞出任駐美大使時，宋美齡訪美，黃蕙蘭將大使館的套房讓給她，好出風頭的黃蕙蘭也謹慎地退出一切活動。就餐時，將自己與丈夫對面的餐席讓給宋美齡。宋美齡接見眾多的客人握手時，她悄悄地遞上浸過花露水的熱毛巾，適時、得體又周到。一次，當眾人稱讚顧維鈞為贏得國際承認中國的地位做出了貢獻時，宋美齡還特別提醒大家：“別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黃蕙蘭也自明，她的價值有一半體現在她雄厚的財力上。當時，使館經費拮据，顧維鈞的許多外交應酬都是黃蕙蘭掏的錢。波特蘭廣場的破舊使館，黃蕙蘭覺得很丟中國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將其翻修一新。顧維鈞回國內工作時，她一擲20萬美金購下北京獅子衚衕陳圓圓的故居做公館。父親寄來大把大把的錢，她都交給顧維鈞，要用，再向他拿。黃蕙蘭熱心公益事業，在倫敦積極參加戰時救護工作，在遭空襲之後的難區搶救傷員。連續4個月，從午夜到次日早晨8點，累得整天和衣睡覺。

由於顧維鈞的職務升遷，黃蕙蘭的交際也更廣泛、高階。參加白金漢宮戰後首次宮廷舞會，與英國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魯門總統就職典禮，幾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動，使她備感榮耀。

她大方、　熱情，但恪守做人的尊嚴。

新婚後的第一次宴會上，一位外國大人物為她作詩，並試圖與她*。黃蕙蘭機智地大聲說：“維鈞，那個老頭想知道中國話怎樣說‘我愛你’。”一個法國外交官*地對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是可愛的——個子矮小，彎著腰趿拉著腳走路，而婦女則用纏過的小腳蹣跚而行。”黃蕙蘭針鋒相對：“我丈夫像苦力一樣趿拉著腳走路嗎？我是不是一個纏足的小玩偶？”黃蕙蘭是位交際能手，女人喜歡她，男人更喜歡。但她認為她那些異性朋友僅僅是朋友。為了為人婦、為人母和自身的尊嚴，她恪守婦道。然而，外面總有些風風雨雨，顧維鈞時有怨言。她說，她對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於禮貌。一次外交活動後，法國外交官有意撇開妻子，鑽到她的車子裡，坐在她與顧維鈞的中間，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顧維鈞只在考慮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黃蕙蘭覺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轉，顧維鈞、黃蕙蘭之間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顧維鈞也漸漸心有另屬。黃蕙蘭認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與異*際的所為，使她蒙辱，她感到憤怒。36年的緣分終於走到了盡頭。顧維鈞與黃蕙蘭離異後，娶了已故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冠笙的遺孀嚴幼韻為妻。黃蕙蘭在晚年撰寫的《沒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與顧維鈞的恩恩怨怨；但心態是平和的，有怨氣，無惡語。雅量大到連那位橫刀奪愛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而她視顧維鈞與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終老。

黃蕙蘭晚年隱居在紐約曼哈頓，靠父親留給她的50萬美金的利息養老，1993年12月辭世。顧維鈞於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開花落水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