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老人“凝固的聲音”——錄音帶庫（2）

二、透過口述歷史，可以瞭解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為，不注意細節。比如，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幫”，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關於這一事件的經過，“文”很少，種種傳說卻很多。我採訪了執行拘捕江青任務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八三四一”部隊負責人張耀祠將軍。他面對我的錄音機，口述了執行這一重要任務的全過程。他所說的許多細節，如他如何接受任務、他如何向江青宣佈隔離審查的決定、江青當時的神態、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極具史料價值，而這些口述的細節卻是“文”中所沒有的。同樣，孫銘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蔣介石的過程，許多細節也是“文”中所未曾有過的。關於*“一大”，我採訪了年已九旬的李達夫人王會悟，對於*“一大”從上海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詳細過程，有了深入的瞭解。

三、口述歷史補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陳雲“*”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華社釋出的“陳雲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關工廠以及陳雲當年住所作了採訪，寫了上萬字的文章，披露了鮮為人知的史實。陳雲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請陳雲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補充了“陳雲生平”中所缺。又如，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受到審查，為此成立了陳伯達專案組，對陳伯達進行了仔細的審查，留下一批“文”。但是，當時的審查，只注重於查清陳伯達歷史上存在的問題。我在採訪陳伯達時，請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時代，請他回憶如何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他的二十三個筆名的含義及來歷……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當國民黨飛機空襲河北阜平毛澤東住所時，曾有幾個人趕去報告毛澤東，其中有陳伯達。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種*中，從未提到陳伯達。在我訪問陳伯達時，陳伯達最初也不願談此事。後來，經我再三追問，他才說出了事情的經過……

四、透過口述歷史，可以查明一些眾說紛紜的問題。比如，毛澤東和江青何時結婚，曾有過多種說法。我在訪問王觀瀾夫人徐明清時，她說曾參加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記不清日子。我請她細細回憶，她忽然記起，那天正好是日軍空軍第一次轟炸延安。我查閱了當時延安的報紙，查明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由於毛澤東和江青是分幾批、幾天宴請朋友，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日子當在1938年11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1938年11月中旬。

當然，口述歷史也有其侷限性，因為人的記憶力畢竟有限。不管怎麼說，口述歷史畢竟有著珍貴的史料價值，是“活的檔案”。搶救歷史老人頭腦中的史料，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

歷史老人“凝固的聲音”——錄音帶庫（3）

把口述歷史記錄下來，整理成文，“獻”也就轉化為“文”。美國總統下臺後，忙於口授*，出版成書。就連赫魯曉夫，也留下了那麼多盤*音帶，被整理成兩厚本*。作為採訪者和作者，採訪錄音帶所記錄的歷史當事人口述，並沒有全部寫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為這樣，這些錄音帶還有再利用的價值。特別是有的被採訪者已經故世，他們凝固在錄音帶上的聲音，益發顯得珍貴。我以為，我的這些採訪錄音帶以及採訪筆記，既是屬於我的，也是屬於社會、屬於國家的。在一定的時候，我可以把這些錄音帶及筆記奉獻給檔案館。

在採訪時，我從來不“偷錄”，而是徵得被採訪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錄音機放在被採訪者面前。通常，被採訪者都同意錄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採訪陳伯達的時候，他就不同意錄音。他一見到我拿出錄音機，有點緊張起來，說：“我們隨便聊聊可以，不要錄音。”我只得從命。我明白，這時候不可強求──儘管錄音對於採訪以及儲存資料來說都是非常重要。他繼續跟我“隨便聊聊”。我再三向陳伯達說明，出於工作上的需要，還是錄音為好。我向他保證，這些錄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會外傳。他終於同意了。我把錄音機取出來，放在他面前錄音。後來，他在談及一些敏感問題時，常常會關照我一句：“錄音機停一下。”我當然照辦。他談了一段話之後　，又會關照：“現在可以錄了。”我於是又摁下了錄音機上的“REC”鍵。我很尊重他的意見，他也就樂於跟我談話，讓我錄音。這樣，我錄下陳伯達口述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

同樣反對錄音的是當年“中央*”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