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史量才全力主持該會的會務。白天，他在維持會會所（開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後移至延安中路181號）辦公，審閱文稿，檢查賬目，工作忙時就同工作人員一起匆匆進餐。他患有胃病，胃痛發作，即服用帶在身邊的止痛藥片。晚飯後，約定由《申報》經理馬蔭良到自己的寓所彙報當天《申報》記者前線採訪、讀者投書支援等情況及報館中的其他事務。接著又接待各方來訪人士，商談支援抗戰事宜，從事籌集錢物和人力，以應前線急需，並做好傷兵救護、難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並在《申報》上連續發表社論，大聲疾呼，從而推動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愛國運動。

這一時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還將購紙款7萬美元全部捐獻；《申報》也連續發表社論，充分發揮輿論的動員組織作用，由此開闢了《申報》史上的“黃金時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申報》就鮮明地舉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事變後兩天，《申報》如實報道了由於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而使瀋陽陷落的情況；之後連續發表時評，提出“應為維護國家維護民族，而作自衛之背城戰”的主張。史量才贊同宋慶齡的政治主張，在《申報》上全文刊載了宋的宣言；還發表社論，同情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他說：“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頂住了國民黨當局施加的種種壓力。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申報》更是一洩長期積悶，鼓吹抗爭，組織支援。事變第二天，它發表時評說：

“上海事件發生以來，我當局處處隱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結果，仍不能滿日人之意，又作軍事之發動。我國至此，萬難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當之防衛。”

1月30、31日又接連發表陶行知撰寫的《敬告國民》、《國家的軍隊》的時評，指出此次上海之戰是全民族生死之戰，號召全國軍隊踏著十九路軍的血跡，收復已失國土，將一個可憐的弱國變為一個令人敬愛的大國；希望市民踴躍參加十九路軍，並從物質上積極支援軍隊和救濟難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軍抗戰，自發捐獻情景動人；《申報》和史量才在這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報》館2月1日接一陳姓讀者送來支票一萬元，並附來信。這封熱情稱讚前方戰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後，連著許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愛國者”、“一市民”等的來信、捐款，湧進報社。其中有一天，單是愛國華僑匯來的捐款就達6．37萬餘元。2月10日，日軍速戰速決策略破產後，企圖從日本本土增兵來滬。史量才在寓所中召開了一次理事會，並邀請蔡廷鍇、徐名鴻參加。大家認為，要做好堅持長期抗戰的準備，為此由理事會建議公開登報募集救國捐，並將本會全體會員名單刊出，以昭信實。由秘書長黃炎培擬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募集救國捐啟》，2月15日赫然刊於報紙的廣告欄中，這時的會員已由半個月前的32人擴充套件為200多人。愛國學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親友募捐，並於2月17日把他寫的《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一文，寄給史量才，在《申報》上發表，頌揚上海軍民合力禦侮。

上海市民除踴躍捐獻款項外，還盡力募集戰地所需的物資。一天，《申報》刊出訊息：目下十九路軍“所最需要者即運輸汽車、汽油、機器腳踏車、跑鞋及藥品等，尚望熱心同胞，儘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車輛齊向軍中輸送，盛況空前。宋慶齡、何香凝赴前線慰問後，報紙刊出《前方將士無以禦寒》的訊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贈的舊絲棉背心、絨線衫褲、棉被等2000餘件，全新棉衣褲3萬多套。理事會立即將這些物資送往前線。

第二章　報業鉅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護傷病官員，救濟戰區難民，穩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這些原應由國民黨上海地方政權去做的事，幾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身上。史量才曾召開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理事會，討論怎樣從金融上穩定後方的問題。大家認為，關鍵是紙幣得以繼續兌現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緊張心理。史量才倡議“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傢俬營銀行帶頭兌現紙幣，後來國營銀行、私營企業也響應這個倡議，穩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證全市安穩如常。

“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裡，每週與宋慶齡晤談一次，交換情報，互商對策。同時，史量才、黃炎培等地方維持會負責人，也在史宅每週會晤一次，聽取各方面情況，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