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上還沒有把問題的實質點破。我們的主張，得到常委會多數的同意。後來，又進行了區域性的人事調整，聞一多同志兼管*週刊社，原來的青年工作委員會由吳晗同志負責，主要是和民青聯絡。1946年夏，吳晗同志離開昆明，與民青聯絡的任務由我負責。民盟與民青還合辦了一個地下印刷所，過去是由吳晗單線聯絡的，在他離昆明前也交我聯絡，並陪我親自去看過那地方，規模相當小，只有一部四開印刷機。在當時工作條件日益困難的情形下，有這樣一個不受反動派控制、專為進步宣傳工作服務的小印刷所也很不錯了。

和吳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這幾年，他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熱情、爽朗、有組織能力、善於聯絡群眾、原則性強，接受黨的領導不含糊。在後期歷次重要的群眾運動中，他和聞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國民黨政府驅逐離開雲南時，吳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轉北平。此後，我們大約兩年沒有聯絡。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與劉清揚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組織，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以後北平成立的民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1952年，我從西南迴到北京，與在中央*工作和居住的妻兒團聚。不久，我就到北京農大教書去了。有一天，吳晗同志用車接我和陳端儀同志去他家吃飯。我和他談了不想再搞*黨派工作的想法。我說：“辰伯（吳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連做教書匠的權利都被國民黨剝奪了，沒有出路。那時候，你我處境再艱險也要提著腦袋幹革命。今天全國解放了，*黨派和我們這些教書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沒有反動派控制的、自己的學校裡做自己心愛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贊成我完全不過問*黨派的活動。他希望我抽業餘時間寫些文章，幫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傳工作；並說，市委決定要陳端儀同志擔任民盟北京市委婦女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後來《北京盟訊》發表我的一篇《論當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會主義前途，著手培養建設社會主義人才》的文章。這篇文章在讀者中間有過不同的反應。當時，“新*主義長期論”在許多人認識上還起著主導作用，認為我的觀點脫離實際，問題提得過早。宣傳部副部長陳鼎文告訴我，吳晗同志看了這篇文章很高興，在同志們中間稱讚文章寫得好，思想敏銳。吳晗同志對老朋友的誠篤情誼實可稱道。然而我畢竟有負他的厚望，連後來他接辦的《新建設》雜誌，要我任主編也都辭謝了，改由陶大鏞同志負責，我只承擔一個編委的名義。我的社會活動漸多，學校的教學任務也逐漸加重，感到時間不夠用。1953年召開民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被連選為中央委員，又先後被選任中央組織部及文教委員會等部門的負責職務，時間就更不夠用了，只好辭了市裡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晗同志被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見他參加民盟中央的會議，大概也是忙不過來。確實吳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夠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設百廢待興，任務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從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還擔任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他組織人力編寫出版大批中外歷史小叢書，承他贈我許多冊，可惜後來全都散失了。他治學甚為勤謹，多年積下所寫札記甚多，其中僅從朝鮮《李朝實錄》中輯錄有關我國明代史實的重要史料即達80本，已由中華書局印行。此類資料及其他未發表的手稿還有不少，不知下落如何。吳晗同志在解放前寫的《朱元璋傳》，後來曾送請毛主席審閱過，他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事件的觀點及史實上作了認真修改才發表。在他逝世前數年間，大體每年要出一本書。我問他工作如此忙，寫作如此多，時間從哪裡來？他說他的辦法就是擠零碎時間寫，利用失眠時間寫，要等有比較寬裕時間來寫作，就什麼也搞不成，自己沒有這個條件。

馮素陶　懷念吳晗（4）

我在北京農業大學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先後工作了七八年，心情頗為愉快。1958年，中央*部和民盟中央要我到山西工作，由於某些原因我不擬接受這個任務，部裡同志鼓勵我，由於工作需要還是非去不可。後來吳晗同志告訴我，要我到山西工作的事，事先他不知道，如知道他也是不贊成的。

1963年，我受山西省政協、民盟省委、山西大學等五單位的委託，邀請吳晗同志到山西講學。他應邀在太原作過兩次關於武則天及其他問題的學術演講；在山西太谷農學院講過一次；應大同市委的邀請在大同作過一次關於反修問題的報告，每次講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