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華盛頓特區的一個郊區，是一位自由民主黨人士的獨子。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律師。與新聞發生的惟一聯絡始於童年時在睡眠前聽收音機裡的犯罪新聞，及十幾歲後開始看的CNN一線報道。他在高中是個差生，未能進入大學，在開創“德拉吉報告”前，一直是個低階店員，文化水平甚低，甚至連拼寫都不過關。

就是這樣一個“nobody”，藉助網際網路與執著的“扒糞”精神和可貴的運氣，成了今天的媒體界的“somebody”。《德拉吉傑作》出版後，很快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主流媒體紛紛予以評介。此時他依然堅持：“我沒有學習任何新聞學，一切不過是欺騙而已。”

從個人角度來講，德拉吉的確具有標誌意義。有人將之比作為“貓王”，因為當艾爾維斯·普萊斯利扭著屁股出場時，50年代的成年人的確對此不屑一顧。或者，他更接近拉里·弗林特，這位色情出版業大王，揹負著大部分人的指責，卻被一位法學教授讚譽為“最大限度地擴大了美國人的言論自由範圍”。更極端的人，將之視作為當代的湯姆·潘恩，這位美國的奠基人之一在寫作《常識》之前，是一位飽受辱罵的異教徒。當然，德拉吉更願意說自己是鮑勃·伍得沃德與卡爾·伯恩斯坦，但是鮑勃·伍得沃德公開地斥責德拉吉玷汙了新聞業。不管怎麼說，麥特·德拉吉註定成為一個反抗傳統、挑戰權威的符號式人物。在一團混亂中，德拉吉讓自己成為如貓王的搖擺、安迪·沃霍爾的坎貝爾湯罐與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電腦一樣永久的歷史符號。

到這裡，筆者希望各位能從德拉吉神話的浪漫中擺脫出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應該如何清晰地面對新聞業的責任。在技術、公眾低階趣味對媒體的衝擊和影響愈發明顯的今天，新聞從業者顯然不能說，“我只提供不顧真假的事實，讓公眾自己去分析”。因為新聞業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扒糞”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它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講過，由於現代生活的實際情況極為複雜，社會愈來愈功能化，新聞記者成了聯結廣泛的外部世界與個人的惟一紐帶，所以新聞記者必須時刻保持清晰的頭腦和自我反思與學習的能力，在現實的報道中引入客觀而崇高的情感。由於報刊已經成了大眾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聞記者必須成為聯結高階文化與普通群眾的紐帶，將人類文明中最精髓的東西透過報刊傳達給公眾。

我們的麥特·德拉吉先生當然會嘲笑這種典型的“精英主義理想”。我們當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樣奮起反抗媒體集團由於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賣新聞業的獨立精神的行為，但是我們更應該清楚，我們所憑藉的手段絕不是“誹聞與道聽途說”。

新聞判斷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個24小時的新聞臺是否能夠減少你的恐慌？100個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對疫情狀況的瞭解嗎？自從4月20日以來，我對一切媒體都厭惡之極，因為世界在它們的描述中，除去SARS，別無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個的感染案例卻涵蓋了其餘60億人的生活。我們看到那些勇敢的記者們，將醫院視作海明威戰鬥的義大利前線，他們試圖呈現、放大並回放每一個病人的細節。

但是，人心並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沒人否認資訊公開的重要性，但是我們越來越要面對的一個事實是，資訊公開除去鎮定人心，它同樣可能製造混亂，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領導人甚至試圖禁止民工收看電視，因為他們在恐慌中試圖逃回家鄉。

這場突如其來的SARS危機，對新聞業的真正考驗，是它質疑了中國新聞界的一些慣性思維。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新聞界生存在兩種自我營造的氣氛中。他們中最銳利的，將自己想像成鬥士，代表著正義與弱勢一方，去刺破束縛與黑暗，他們大多是唯事實論者，認為只要儘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餘的大部分，則感慨時運不濟，將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層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樣，而是環境不允許。在漫長的前行道路上，大多數新聞從業者看到被阻攔在一座山峰前，便只是抱怨，單純地認為只要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聞傳統影響著現今大多數的中國記者。他們將自己的職業想像成一個轉型社會的先知，試圖在價值失衡的年代，充當暫時的立法者。他們迷戀於揭露黑暗，追尋真相，就像20世紀80年代前的美國電影中的記者形象：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今天的中國除去面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