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認為圓明園畫家村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於不少曾經參展後來發跡的畫家總要在藝術履歷上記它一筆，但“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卻註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牆之後，迅速追隨著時代浪潮向教育產業化轉型，而曇花一現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唯一對它做過漫畫式回憶的，是一篇流傳在網際網路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鱉文學青年生涯》。

朱靖江：遲到的異端（2）

“‘九十年代’為北大民間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塔倫蒂諾氣質的素材。他們不知從那裡搞來了一個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讓他在北大的講壇上舌戰群儒，弘揚迷宗的歡喜###；他們以提高校衛隊的文化素質為名，騙取校方的信任為校衛隊進行文化補習……”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續冬用他一貫潑皮惡搞的語言風格調侃著，“得虧有這個鳥組織，俺才見識了一大批的鳥人。1992年底該組織搗鼓了一次現代藝術展，把還未到鼎盛時期的圓明園畫家村一幫蓬頭垢面、歪瓜劣棗的前衛中青年們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於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這幫藝術家的蝨子林。”

翻檢舊帳，1992年10月開張，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暫的存活期還是幹了幾票有價值的陣仗。時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蕭蔚雲教授曾受邀開講“香港立法風雲——兼評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數載的臺灣哲學家陳鼓應教授也在他重返臺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請演講了“古典文明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中國社科院的金燦榮先生登臺縱論“從克林頓上臺看中美關係”；當然還有胡續冬在文章裡提到的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廣濟寺的純一法師來講說“禪與九十年代”。那些演講在今天的北大或許不再會引發轟動，但彼時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這個“鳥組織”曾經狂熱地抗議北大學生會張羅的校園選美活動，抵制每天清早必須圍著校園西牆晨練的“早操票”制度，呼籲高傲的校圖書館增加本科生的借書額度，還自費印發1500多份調查問卷求證北大的前途與積弊，“九十年代”甚至“脅持”了新當選的學生會主席團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辭，為蒙灰已久的銅像擦洗塵埃……最終，在北大95週年校慶的當夜，它用一張摹寫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語並貼滿三角地佈告欄的通欄海報，和一次喧騰熱烈卻被多重讀解的“燭光草坪搖滾晚會”，在狂歡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終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名為“九十年代”的社團，是北大校園裡一個學生氣和草莽氣都十足的行動組織，它或許只能出現在北大理想主義傳統斷裂的90年代初期，迴光返照般地在燕園的雪地上撒點野。“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裡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謝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開篇寫下的這段文字，成就了我們在那個時代的思想與行為指南。雖不成功，至少我們盡力地“勇銳”過了。

作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離開北大的許多年裡一直緘口不言。它短暫的存在像是一根扎入手指的芒刺，被隨手拔除之後自然萬事大吉。北大校園的大拆大建也不斷地磨損我對往事的追憶：曾經四處漏風卻舉辦過無數次學術講座的老二教變成了設施先進卻如迷宮一般複雜巨大的新二教；圖書館前的大草坪縮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面彈琴鼓譟；而曾經攪動過無數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歿、柿子林伐淨以及百年紀念講堂開光之後，終於被視作歷史的闌尾，徹底摘除掉了。

但偶爾走進北大的學生宿舍區裡，望著依稀如舊的灰色磚樓和那些匆匆略過的年輕面孔，又能想起當年那些被熱血、理想和二鍋頭頂得雙眼發紅的“九十年代”老友們，聽到木吉他鏗然的旋律，也會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個陽光燦爛的中午，蹬上一輛破腳踏車的我在校園的街角一晃而過，溜出西校門，朝向通往圓明園畫家村的鄉村小路悠然地騎去……

朱靖江，北###律系1991級。現為獨立製片人，有著譯書籍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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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北大醉魂（1）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北大從來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從來不敢自詡為“食都”。飲食粗糙自不待說，學者固窮，學生們更是難得耍幾個閒錢養胃。一年到頭，就算下幾回館子，總逃不出幾道“底價名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