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安沉吟道：“縱觀近代，改革比較成功的無疑是張居正，張居正的改革至少為大明延續了數十年的氣數。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們借鑑；

不過臣覺得，張居正的一條鞭子法仍是治標之舉，或許是因為張居正面對的是一個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徹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張居正所面對的強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徹底一些。比如稅率的改革。”

秦牧頷首說道：“請司馬先生細細道來。”

“臣就先說說這稅率問題，目前我朝在湖廣江西還是延用明朝的稅率，這必須儘快改革，否則將來地方越大。越難辦。秦王前番所言，稅收不但是一個朝廷的財貨來源，更應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層民眾生活的作用。這一點臣深表贊同；

明朝的農稅是三十取一，商稅是五十取一，這個稅率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問題，農耕穫利少，而稅賦重；工商獲利多，而稅賦輕，這雖然有利和促進商業發展，但毫無疑問也會拉大農商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收入分配的極度不平衡；

明太祖雖然嚴厲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實證明，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後，地位便不再受實質的貶抑了。他們可以透過官商勾結，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稅率導致的結果是貧富差距懸殊，民眾沒飯吃，國庫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強卻富可敵國，張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過兩百多萬兩，改革之後也不過翻一倍，試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資數百萬兩的比比皆是；

雖說藏富於民是不錯，但也必須是在保證國用的情況下，才談得上藏富於民。在軍事上，講究強幹強弱支，在財富方面亦然，朝廷歲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縱觀歷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現這樣怪異現象；

再看看兩宋，尤其是南宋，歲入超過萬萬兩，而半數為商稅收入，再對比兩宋與明朝的工商業，兩宋何曾遜色多少？可見說降低商稅是為了促進工商發展，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司馬安所說的，秦牧非常贊同，於是便問道：“司馬先生覺得這商稅的稅率應該調高多少方為合適？”

“至少也要與農稅持平，如果從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甚至應該比農稅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風，讓六部大臣一起議議，然後再決定。”

喻大猷接著說道：“秦王，先秦的軍功授爵制度，用於統一全國，實不失為良策。”

先秦的軍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過，而且還知道明朝的張居正也實施過這一制度，但張居正失敗了。

顧君恩立即幫著分析道：“秦王，張居正之所以失敗，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張居正面對的是一個腐化的大明，才導致這一良策失敗；

而且還有一點，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統一天下前，地域只有關中與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實情況；

而張居正面對的是十倍的國土面積，軍功授爵制度頒行後，很難核實施行情況，難免有人營私舞弊，使這一良策難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談道：“商鞅的軍功授爵制度共分二十級，行伍中人，不論出身門第。一律按照其所立軍功的大小接受賞賜，即便是秦國的宗室也是這樣。宗室未立軍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擁有爵位；

士兵只要斬獲敵人甲士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田一頃。宅一處和僕人一個。斬殺的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

先秦透過這套嚴格的制度來激勵士氣，提高戰鬥力。事實證明，出於對軍功的強烈渴望，秦軍如同飢餓的猛虎，把魏國的重灌武卒，胡服騎射的趙國鐵騎，都一一吞噬；

先秦與大明的成與敗，存在社會條件的對比。先秦時期生產力相對落後，加之連年征戰，使得軍士生活條件很艱苦。而不同的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差別很大，沒有爵位計程車兵能填飽肚子；

因此。用敵人的首級來獲得爵位的晉升就成了滿足士兵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否則就要忍飢挨餓。加之獲取軍功幾乎是秦人獲得權勢的唯一方法，權衡了成本收益後，奮勇殺敵獲得軍功成為了秦軍將士最好的選擇；

反觀明軍，明朝的經濟比之先秦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普通士兵溫飽不成問題，還能領到軍餉，不似秦軍那樣挨餓受凍。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殺敵獲取軍功的渴望會大大降低；

因為對軍功的渴望不強烈，對士氣的激勵自然也不高。權衡收益成本之後自然不會去拼命，最後反而成為了殺良冒功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