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回憶說：“文學館和巴老的淵源很深，當初就是他６次寫信給中央領導，倡議建立這個文學館，並且擔任了文學館的名譽館長。可以說，文學館是巴老的傑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館。”

新中國成立以後，巴金是上海文聯主席，老舍是北京文聯主席，兩個人在全國文化藝術界有很高的威望。兩個人的個人關係比較好，巴金來北京出席人大或政協會，或者出國在北京中轉，老舍都要盡地主之誼，請一些文藝界的朋友和巴金吃飯。舒乙告訴記者，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永遠是老舍先生滔滔不絕地說，而巴老面帶微笑地聽，只偶爾對答一兩句。在其他場合，巴老也同樣不愛說話，舒乙笑稱巴老是一位很親切很和藹的人，但絕不可能靠巴老來活躍氣氛。

這時期，舒乙就與巴金有接觸。舒乙堅持認為自己與巴老的交往應該從籌辦現代文學館開始算起，而以前只是父輩間的交往。１９８４年，已是林科院高階工程師的舒乙從這個位置上徹底“換崗”，被調來中國現代文學館主持籌備建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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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11）

早在１９８１年巴金說過：“建立現代文學館比我寫５本、１０本創作回憶錄都重要。”舒乙說：“巴老多次表示，建立現代文學館是我這一輩子最後一件大事了。”據瞭解，在文學館的籌建過程中，巴金給予了全力支援，他捐了大約２５萬元的稿費（這在２０年前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了），還親自從自己３０多架藏書中挑選了７０００多本書，親自打包，親自書寫地址，分十幾次寄給文學館。不僅自己帶頭捐錢捐書，巴老還寫了幾十封信給老友，請大家支援建文學館。

在１９８５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開館儀式上，巴金呼籲全國的作家都來關心文學館這一作家的家。由於原來的文學館場地有限，９０高齡的巴老又特意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表達了選址興建現代化新館的願望。新館從１９９６年開始設計，２０００年新館開館。舒乙說：“巴老才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真正的館長。文學館新館開館是件大事，但他因年事已高不能前來出席新館的開館儀式，這肯定是件遺憾的事情。為此，我們為他專門錄製了長達７個小時的文學館錄影片。”

舒乙告訴記者，在巴老心目中，現代文學館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每次有中央領導同志去看望巴老，巴老可以不談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談文學創作，但必定會談到文學館的事兒，每個領導回京後都會來過問一下文學館這件“巴老囑託的”事兒，文學館也因此得到了方方面面領導的關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個黃昏，當時在文學館工作的舒乙到蘇聯參觀學習，去了老托爾斯泰的莊園。當時，舒乙看見牧場上鮮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黃色的、紫色的、紅色的小花在草叢中迎著夕陽，特別漂亮。他便很隨意地摘了幾朵野花，夾在了筆記本里。

回國以後，舒乙發現花幹了，顏色一點沒有變，只是透明、硬挺，像標本一樣。於是，他給巴金寄了幾朵，寫信告訴巴老，這是托爾斯泰莊園牧場草地上的小花，也許你會喜歡。沒想到沒過幾天，巴金回信說：“我連做夢都想那個地方，我非常感謝你把這些小花寄給我，使我想起了老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一生沒有達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終以托爾斯泰為榜樣，雖然這太難了，但我還是要像他學習。像我這樣一個老病人，要打起精神來重新生活，繼續前進。”

舒乙沒有想到幾朵小野花，引發了巴金這麼深刻的思考。後來，舒乙注意到巴金寫於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期的《隨想錄》，在後半部幾次談到托爾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說真話，但說真話是何其難也。這是巴老高齡以後重要的思想之一。”

逗號，現代文學館的館徽，舒乙發現的，確認的，極其微小，大有內涵。不僅是個標點符號，而且是個精神象徵：現代才有的，文學意味的，經常運用的，如歌如舞的，預示未來的，展開遐想的，延續不斷的……到了舒乙筆下，它變成為特定思想感情的表達，成為沒有文字只有那麼一個點兒的語言。

中國現代文學館集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資料研究及文學交流中心的多種功能於一館，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豐碑，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寶藏。從文學館的籌備階段開始，到１９８５年舊館開館，再到１９９９年新館落成、２０００年新館開館，舒乙一直都是這項工作的實際主持者。為了這座文學宮殿的問世，他茹苦含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