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不怕死？”

李參謀解釋道：“在當時歐洲的戰場上，有兩條不成文的規定，一不打軍官，二不打軍樂團，除非很倒黴地被流彈打中，這兩者的死傷率要比作戰部隊低的多。”

老呂不解道：“不打軍樂團我可以理解，軍樂團沒有武器，不算參戰人員，可是軍官為什麼不打？把軍官打死豈不是事半功倍？”

李參謀又道：“士兵一般是平民百姓，死多少都無謂，而能當上軍官的必然是貴族，歐洲貴族之間，很多都有血緣關係，戰場上敵對的兩名指揮官，指不定就是親戚，這能打嗎？讓你對你表哥開槍，你下得了手嗎？

所以歐洲人作戰時不允許打軍官，而這一時期的歐洲戰爭，也被美化為了紳士戰爭。”

“我日了！”老呂嘀咕道：“原來是宋襄公啊，這都啥時代了，竟還有人玩宋襄公那套？”

張天錫搖搖頭道：“老呂，你不要瞧不起宋襄公，我記得，有一次總司令給我們上課，專門提到過宋襄公，不但沒有任何輕視，反而推崇有加。

在泓水之戰中，宋襄公首先拒絕了目夷趁楚軍半渡而擊的提議，當楚軍渡過河時，又下令等楚軍列好陣勢，結果自然是大敗虧輸，但在敗了後，宋襄公還振援有辭道：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戰時不能攻擊受傷的敵人，也不能攻打頭髮斑白的老年人，寡人的宋國雖然要滅亡了，卻依然不忍心去攻打沒有布好陣的敵人。

也正因此，宋襄公被刻劃成了迂腐愚蠢的典型，為後世恥笑，包括楚令尹成得臣，晚唐李黨首領李宗閔，宋代大儒錢時、蘇軾、蘇轍，等等諸多名人都對宋襄公出言不遜。

不可否認，宋襄公有迂腐的一面，但是，我們要了解到宋襄公所處的是個禮樂崩壞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周天子名存實亡，列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為利字拋棄仁義，拋棄做人的底限，唯獨宋襄公能緊守本心，堅持以仁義為行事準則，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為此不惜國破家亡。

總司令說，在宋襄公身上，他看到了士的精神，這是一種堅持，也是一種執著，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一個人最不可或缺的是什麼？

總司令認為，不是財富，也不是名聲，而是對自己理想的追求，一個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唯利是圖，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渾渾噩噩，這和行屍走肉又什麼區別？

所以說，我們要看到在宋襄公身上煥發出計程車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恰恰是我們這個人心不古的時代所缺乏的。

就目前而言，我們的軍隊戰無不勝，我們的政府施政有方，中國正在崛起的道路上邁步向前，可是國家發展了，人民富裕了，如果沒有精神，沒有朝氣，眼裡只有利益，早晚會淪落為墮落之國，總司令的意思是，這樣的中國，不要也罷！”

第六四九章真實的西班牙

王楓很重視思想教育，尤其是對軍隊的思想教育更加重視，可是他從來不搞洗腦式教育，何謂洗腦？即用一切手段將符合自己利益的錯誤虛假認識與思想灌輸給他人，也就是欺騙。

欺騙，尤其是上位者欺騙民眾，在古代是治國的不二良方，但在民智漸開的時代，也許能騙得一時，或者能騙得一世，卻不可能欺騙永生永世，當謊言被戳穿之時，也就是報應臨頭之日，王楓不願意以欺騙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希望民眾能夠覺醒，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同樣的，王楓也從來不提忠於誰或忠於某某，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人格，讓別人忠於你，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的一種表現，他只是一再強調做人要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父母親人，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如走馬觀花，但民族始終存在，所以王楓把民族排在第一位，民族大於國家，大於政權，民族利益也高於國家利益與政權的利益。

另外在他眼裡，宋襄公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是理想主義被實利主義取代的犧牲品，《史記。楚世家》記載，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

就是這一句我蠻夷也，宣告了理想化人格時代的結束，王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過於理想化了，但是他知道，缺什麼都不能缺道義。他無論如何總要試一試。

聽著張天錫的講訴，周圍的人紛紛現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一名戰士們卻問道：“西班牙人學宋襄公，那我們也要不要發揚宋襄公精神。不打他們的軍官和軍樂隊？”

“西班牙人哪是宋襄公精神？”張天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