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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垂死掙扎的大清同治者將整個國家作為自己的陪葬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至始至終，大清是不放心這些中興大臣的，“要用，但嚴加防範”，始終有八旗綠營部隊“協同作戰”，名為保險，實為監視。在這種畸形的重用下，而那些四下奔波的大臣，也不過是一個跑腿傳話的而已。然而好在早年，這些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還算爭取了一絲殘喘的餘地。

被動挨打，自秦時一統**，就開始築牆防禦。即或如此，歷代都以泱泱大國自居，心中無疆域之念，皆為“天下”，天子坐得天下，沒有邊的傲慢。因為這盲目與面子，在通商事宜上幾乎就是賠本貿易，對外一再優惠待遇。

“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準通洋船者，特繫懷柔遠人之道。”他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惟爾荷蘭國……僻在西陲，海洋險遠。歷代以來，聲教不及”，然大清“朝廷德化所致”，居然萬里迢迢跑來進貢，因此格外開恩……“天朝上邦，懷柔遐方、加惠四夷”。

經濟貿易跟國家展沒了關係，成了照顧外邦的恩賜。

後來，在列強的瓜分之下，這種無知的傲慢氣質轉為“垂垂若喪家之犬”，太丟臉了。

對於愛國大員，這種大國優越感與知恥自強之心，在上層社會也有著一種威嚴正氣的影響力。

相貌堂堂的外交大臣李鴻章，“矜持、自信和傲慢”，“容貌仁慈”，就特別有代表性。

“他的藍色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他看到的每個人投以感激優雅的微笑。從容貌來看；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然；然而又文雅和對苦苦掙扎的芸芸眾生的優越感。”

然而李中堂這類清醒人，也只是努力保持著這絲體面，深知救過無望。“抽心一爛，土崩瓦解”。

他總結說自己的一生“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

整個晚清，裱糊匠這又何止是他一人。整個歷史，裱糊匠又何止現於晚清。

《資治通鑑》司馬光曾言：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舊便修補，除非大壞是不能另造的。

只要清政府未曾改換風氣，舉國上下未有精神，這一切的奔波勞苦，於事無補。

光緒元年，李鴻章在一份奏摺裡曾這樣談到，他對當時中國的局勢的看法：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媾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方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力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以下引自《曾國藩趙烈文之辯》，足以對照時代。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