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海安，還有杜的助理張玲玲，他們在華東區的開拓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華東區1997年開了武寧店，1998年又開出了古北和浦東金橋兩家店，每家店的規模都很大，而且年銷售額很快都突破了4億。與北京相比，上海的場地比較好找，而且租金要便宜得多，當時在北京每天每平方米兩元以下的場地基本沒法看，而上海的場地都只有一元多，而從投入產出看，上海的門店要比其他地區高的多。上海獲取執照基本上是聯華的事，上海商委權力很大，主管商業的副市長親自抓商業，所以拿執照問題不是很大。只有在稅收問題上會比較麻煩。

由於聯家是市屬企業，因此稅都必須交在市裡，聯家在各區開設分店是建立一個非獨立核算的分支機構，也就是說稅收是在市裡統一交的，這樣一來門店所在的區政府就得不到任何稅收收入上的好處，因此區政府就有可能對開發商施加壓力，希望它把場地租給那些願意在區裡註冊納稅的零售商。最後，只好市裡出來協調，將部分稅收返還給區裡，但就是這樣，區裡對家樂福還是不那麼熱心。在所有的租賃合同中，獲取營業執照是起租的先決條件，因此與當地政府有密切關係的開發商也是聯家獲取營業執照的堅強聯盟。

華東區顯示出強烈的渴望獨立的願望。就像經常會聽到有人說，如果讓江浙滬三地獨立核算的話，那麼恐怕其經濟總量比香港和臺灣還要厲害。如果在家樂福把華東區獨立作為一個國別對待的話，那麼其業績肯定也會非常出色。然而，也正是在這點上，杜表現出了在公司政治（Corporate　Politics）上的不成熟，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沉穩。其實，在跨國公司中，公司政治伴隨著每個人，你爭我奪一點都不比國家政治差。要想有所作為，這方面的修養要好，千萬不能站錯了隊伍。當然，與官場比，它有可以量化的業績供考量，這是最大的不同。有了好的業績，說話的底氣就足。華東區表現出來的獨立意識官漢仁是有所察覺的，但官似乎沒有十分靈敏的政治嗅覺，是一個十分樸實的長官。雖然和集團董事會和董事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卻並不善於利用這些關係去擺平下面的諸侯。也許，這對家樂福中國來說是件好事。其實，杜博華並沒有什麼後臺，年輕氣盛的他靠的是在上海出色的業績和廣泛的社交能力，但正是這種鋒芒畢露的表現，使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實現成為中國區第一人的夢想的大好機會。

官對杜比較忍讓，對於華東區經常的自行其是也是睜一眼閉一眼，因此雙方的矛盾並沒有激化。然而，官的繼任施榮樂確是一個很有頭腦的老闆，1998年的一件事埋下了日後杜博華和施榮樂之間的矛盾。

華東區的“傲慢”（2）

那年，施榮樂還是家樂福臺灣的總裁，James是家樂福臺灣的秘書長。所謂秘書長相當於公共關係總監，然而James與施關係密切，這是在家樂福臺灣人所皆知的秘密。早有風傳，施榮樂的最大願望就是成為中國內地的總裁。施榮樂向官漢仁推薦James，希望能讓他在內地的門店裡得到更多的鍛鍊，並說James的級別應該高於店長，但願意從店長幹起。官對此請求欣然接受，並把他安排到了上海曲陽店當店長。我不知道是官太木訥，還是太自信，或真的是大智若愚，James的到來使施榮樂有機會及時獲悉中國內地家樂福的情況，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訊號。家樂福的國別總裁的任期一般是四到五年，施在為自己日後的發展作鋪墊。

杜博華和官的行事方式非常不同，對於James的到來，顯然他是有感覺的，不知道是有高人指點，還是他悟性比較好，他看出了這步棋後面的意思。可想而知James在他手下工作的壓力有多大，更何況曲陽店曾經輝煌，銷售額開始走下坡，而店長做得好不好，一切都是資料說話。曲陽店在1998年創出年銷售額5�1億元的紀錄後，到1999年的銷售下降了近40％，跌到了3�3億元。杜要求將James調離。也許是官也嗅出了點什麼，在杜的動議下，最後決定將James調往當時經營困難的重慶棉花街店當店長。對於施榮樂和James來說，也許比較好的結果是調往總部所在地的北方區，但是估計曾經在臺灣當過店長的北方區的馮硯祖對他的背景並不陌生，不會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所以最終還是被“發配”到了重慶。James到重慶後心情並不好，一直抱怨這個市場不成熟，消費水平太低，租金太高，重慶棉花街店的銷售一直未能得到改觀。

作為區經理，杜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開店以及協調各種關係上。家樂福的經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