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的政治力量，讓其向美、英宣戰，參加太平洋戰爭。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手策劃下，演出了兩出醜劇：一出是所謂汪偽政權參加太平洋戰爭，由汪精衛偽政府向美國、英國宣戰，並發表《為完成大東亞戰爭日華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與汪精衛偽政府簽訂所謂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的《日華新協定》。

3月1日至3日，日軍大本營在東京召集中國派遣軍、關東軍及南方軍的總參謀長舉行會議，傳達關於1943年度《陸軍綜合作戰計劃》和《兵備實施要領》，宣佈要從中國戰場抽調5個甲種野戰師投入太平洋戰場。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大本營於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後下令從中國戰場調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師等5個師，其中第27師後來編入關東軍序列，其餘4個師投入太平洋戰場。

5月31日，日本御前會議透過《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根據這個大綱，日本政府於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到南京與汪精衛簽訂所謂《日華同盟條約》，妄圖一方面鞏固汪偽傀儡政權，一方面加強對重慶政府的誘降，但進展甚微。

在對中國實行新政策的同時，日本政府還於1942年11月1日設定了“大東亞省”的新機構，將拓務省、對滿事務局、興亞院、外務省東亞局等均併入該機構，以加強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統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為繼續進行侵略戰爭服務。然而，日本的上述對華新政策和各項舉措，對挽救它的敗局命運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當對華新政策尚在擬議中，中國派遣軍就有存疑，認為“以扶植加強國民政府（汪偽政權）作為對華新政策的中心不適合現狀。”總司令官煙俊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對內的以及對重慶的對策，都是行不通的窮途之策，實行起來不會那樣簡單。”＇［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2）朝雲新聞社，1971年版，第299頁。＇　“關於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的參戰問題，主要是企圖扭轉最近的消沉氣氛，取得內政方面效果的一種措施，可以說是未加權衡其利害的輕率的應急政策。”＇［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5），朝雲新聞社，1973年版，第483頁。＇　1942年12月16日，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落合甚九郎向日軍大本營彙報時再次提出：“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的內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協力而放手不管則是危險的。該控制的必須繼續控制。如不改變現在軟弱的性質，不僅阻礙作戰，甚至有崩潰的危險。”＇［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5），朝雲新聞社，1973年版，第483頁。＇　1943年1月，對華新政策出籠後，由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的汪偽政權的所謂“參戰”醜劇，猶如狂犬吠日，由於它十足的欺騙性和虛假性而註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華日軍雖遵照其大本營的命令，積極貫徹對華新政策，把部分地區的警備任務交由汪偽政府及偽軍執行，但汪偽傀儡政權既無軍力又無財力，內部派系爭鬥還很激烈，政治腐敗，民心喪盡；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東亞省駐中國各地機構也軟弱無能，與各方關係矛盾重重。因此，實際上侵華日軍根本無法“拔足泥潭”，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決定，以獨立混成旅和剛補充的新兵，先後編成5個師（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師）填補調出的5個師的空缺。原想以汪偽政權的參戰作為開啟中日戰爭局面的一大轉機成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國戰區的日本佔領區物價暴漲，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日軍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於7月14日舉行緊急會議，磋商“對華緊急救濟措施”，以挽救更悲慘的結局。原來打算從中國竊取更多的戰略物資投向太平洋戰場的美夢也破滅了。

10月，所謂《日華同盟條約》簽訂後，日本政府隨即發表《帝國政府宣告》，汪精衛也發表長篇宣告，無恥地大談中國依賴日本比依賴英、美更好，企圖再次對重慶政府實施誘降。但是，此時蔣介石已應邀準備去埃及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討論聯合對日本的作戰計劃了。

在太平洋戰場美軍和其他同盟國軍向日軍不斷展開反攻、中國戰區敵後戰場也開始向日軍發起區域性反攻的形勢下，日軍已處於窮途末路的境地，哀嘆“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響”，已根本不可能奪回戰爭主動權，對中國實行的所謂新政策也就註定地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