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瞭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余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裡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著文，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一頂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說裡曾言：“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餘先生不肯鑄出寶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這證明了我對海外華人學者一貫的看法：人家不但學術上有長處，對於切身利害也很驚警，借用打麻將的術語，叫做“門兒清”！

至於國內的學者，門兒清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學者說，我們搞的是學術研究，不是搞意識形態——嘿，這由得了你嗎？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識形態，你的話就是罪狀：膽敢把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遺產扣押在書齋裡，不讓它和廣大群眾見面！我敢打賭，甚至敢賭十塊錢：到了這有朝一日，整他準比整我還厲害。

說到信仰，我和我老師有種本質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對儒學擊節讚賞；他告訴我說，只要身體條件許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對猶太教也有興趣；至於割沒割包皮，因為沒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機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信仰的愛好者。我相信他對我的看法是：可恨的無神論者，馬基雅弗利分子。我並不以此為恥。說到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於和他劃清界線，因為他膽敢把道義、信仰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不低，赤裸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但我還是不當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門徒，這樣把自己劃在本民族的圈子裡面，主要是想防個萬一。順便說一句，我老師學問很大，但很天真；我學問很小，但老奸巨猾。對於這一點，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話來說，是這樣的：你們大陸來的同學，經歷這一條，別人沒法比啊。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知識分子的不幸（2）

我對墨子的崇拜有兩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縝密，有人說他發現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發現了光的直線傳播，比朱子只知陰陽二氣強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沒有完備的實驗記錄來證明。另外，他用微積分裡較老的一種方法來論證無窮（實際是論兼愛是可能的。這種方法叫德爾塔—依伏賽語言），高明無比；在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個兒。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談利害。我最佩服他這後一點。但我不崇拜他兼愛無等差的思想，以為有濫情之嫌。不管怎麼說，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出於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當然，我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分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裡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如果這是不許可的，起碼也該是鼎立之勢。要是再不許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識形態，我不說話總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種偏激之見主宰了理性，聰明人想法子自己來害自己。我們所說的不幸，就從這裡開始了。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麼，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在這方面我有個例子，只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麼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沒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教學生說，百善孝為先，從老萊娛親、郭解埋兒，一路講到臥冰求魚。學生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自以為得計。忽一日，來了“文化革命”，學生把他驅到冰上，說道：我們打聽清楚了，你爸今兒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