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被處決的囚犯會在當天下午得到通知，在這之前他們需要把自己的隨身物品整理妥當。他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獄警通常在黎明時分來接送他們。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他們會被帶去“準備”。鬍子刮掉，手綁在背後，衣服扒光。遠處的鈴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帶進處決室，在那裡斷頭臺被掩藏在一塊沉重的黑色簾子後面。執行官示意以後，簾子就被拉開。死刑犯被捆綁在斷頭臺上鋥亮刀鋒下方的木板上。…；

托爾尼原定於1935年12月被處決。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殺陰謀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調查，因而對他的處決也就一拖再拖。托爾尼曾又兩次被提審，但是審訊者沒有從他嘴裡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托爾尼在普勒岑塞監獄滯留的日子過得相當痛苦。在那段時間裡，每天他都要準備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聽到走廊上腳鏈的聲響，看到牢門鑰匙的轉動，等候與死神見面。他的家書表達了他對家鄉的思念，對死亡的恐懼，還有更加堅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樂觀態度，當然大部分信件都被當局沒收用來幫助調查。這些家書也流露出了他後悔與“激進分子”相交往，因為他們就是幕後的“保護人”，刺殺陰謀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爾尼在家書中感嘆他的命運：

“假如我還能夠為上帝服務，假如我不曾放棄造物主，背叛主宰萬物的上帝，背對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會在這兒。”

1936年3月12日，托爾尼寫下了最後一封信，告訴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親愛的父親、母親：

……這將是我在這裡度過的最後一夜。我幾乎從來沒想過這天終究會到來，但是我保持了冷靜的頭腦，這讓我對明天早晨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我的腦袋還沒有搬家的時候，還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饒恕我的敵人。我乞求那些被我驚擾過的人們的饒恕。

……最後……我擁抱你們。我想哭，但我哭不出來。我覺得我的心像裂開了一樣……謝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上帝。

你們的兒子。”

由於他這封信，當局需要對他的遺言作翻譯、分析和審查，因此托爾尼的這顆“冷靜的腦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斷頭臺。

希特勒去世的訊息震驚了德國與全世界。在他遇刺的當天晚上，國社黨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最高會議。第二天，在國社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戈培爾宣佈希特勒去世了。擁有鋼鐵般意志的黨員們都痛哭起來。

國社黨釋出的訃告以沉痛的語調說道：“這樣一個人去世了：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黨用有力的手，在戰爭的廢墟中，在全國舉起了戰旗，掃蕩了我們敵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屬於德國人民的黨——國家社惠主義工人黨的創立人、國家社惠主義的偉大領袖、　德國人民所敬愛並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躪的德國的舵手，德國人民的領袖去世了。”

訃告繼續說：“希特勒永遠活在每一個誠實工人的心裡；希特勒永遠活在每一個貧苦農民的心裡，希特勒永遠活在千百萬人民中間；希特勒永遠活在敵人營壘中對國家社惠主義的憎恨裡。”

德國的工人與農民聽到了希特勒逝世的訊息無不深為哀悼。8月12日，希特勒的靈車到了柏林。隨後載著希特勒遺體的靈柩被運到了國會大廈。沿途站滿了成群結隊的工人、國防軍和黨衛軍士兵和農民。五天五夜，成千上萬的民眾和士兵與專程從其他城市來的代表團，青年人與老年人，走進了停著希特勒遺體的國會大廈去和他們敬愛的領袖告別。整個德國到處都舉行追悼會。國社黨黨員和黨衛軍士兵們都誓言他們要繼續希特勒的事業。8月17日，在帝國大劇院裡召開了追悼會。國社黨中央委員會向希特勒做最後“告別”。　在一篇代表國社黨的演說裡，新的國社黨領袖施特拉塞爾宣誓要遵守希特勒的遺囑。他懷著悲痛的心情和大家一道回憶希特勒最後一次公開演說：“國家社惠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將來，或是什麼抽象幻景……我們把國家社惠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　來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協力，新德國將變成國家社惠主義的德國。”…；

8月20日，到處燃燒著火把，煙氣在街頭瀰漫；柏林全城都動了起來。載著希特勒遺體的靈柩從國會大廈移到了中心廣場。成千上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