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各地農業技術指導站和農業技術學校、銀行和其他財經機關、人民醫院和醫務機關、文化館和文藝團體，應有計劃派遣業務知識較有修養的幹部，主動、認真地協助訓練參加農業生產的中小學畢業生，經常和他們聯絡，使他們迅速成為有用人才《中國青年報》，1955年10月5日。。

這類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實貫徹，會收到很大效果，但影響這些規定貫徹下去的因素實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上述很多黨、團組織和地方領導對這個問題並不重視，而且在解放之初，他們中很多人就是農民，有強烈的農民觀念和意識，他們並不認為這支力量有多麼可貴，包括較高層的領導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國青年報》的社論才要呼籲說：“我們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強調要做好回鄉生產的中小學畢業生的工作，不僅因為組織他們參加農業生產是國家安置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辦法，也就是他們的主要出路，而且由於國家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發展合作化運動中，迫切地需要著他們”《中國青年報》，1955年10月5日。。

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並不是一個整體。雖然土改以後不再在青年中劃分階級成分，但每個人身上卻都是打上階級烙印的。青年回鄉後，要與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問題就比在城市中更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夠從初中、高小畢業的貧農、下中農子弟並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煙尚未散盡的農村，地富子女回鄉的境遇顯然是頗為尷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夠加入互助組、合作社，地富子女應如何對待，這個問題在1954年已被很尖銳地提出來《中國青年》答讀者問《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回鄉後能否參加互助合作組織？》，《中國青年》，1954年第18期。，一兩年之後仍未得到解決。據《中國青年》雜誌載：

一條可行的道路（5）

有一位在團區委工作的同志來信說，“現在回鄉來參加農業生產的初中、高小畢業學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我們感到很不好辦：不明白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為近幾年來對地主和富農，一般是堅決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讓他們當民校教師，雖然現在掃盲的民師很缺乏；更不明白團的組織是不是也要去幫助和教育他們；有的基層團組織對其中有些是青年團員，思想很不通，說他們家是地主，富農，怎麼能入團呢？”

須知這封信的發表，已經是1956年初了嚴如平：《不要歧視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青年學生》，《中國青年》，1956年第2期。。

對於搞基層工作的同志來說，這的確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按照黨的政策規定，從原則來說，他們可以入社。可是我國農村原是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地進行生產和過活，這就使他們入社的問題和家庭連在一起了”。所以《中國青年》的答覆是頗為含混的，說地富子女入社，“原則上說是可以的。由於有一些文化知識，對開展組內、社內文化教育和改進農業技術是會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牽連到他家中其他成員是否也要參加的問題，需要根據具體條件尋求解決辦法”，“被僱用是個妥善辦法，暫時不能加入，應以正確態度對待”。所謂“被僱用”，其歧視之意已很明顯。而“應以正確態度對待”，簡直就是一種應付，可以想見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這種答覆會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說：

至於某些經過考察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農村裡頭，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擔任文化教員之類的工作？有些地方別的知識分子很少，有這麼一種需要，讓他們在黨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擔任文化教員的工作。現在小學教員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歲，高小畢業，或者初中畢業，硬是文化教員都不能當，我看也不必，我們可以用他們來掃盲，教會農民識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加以研究。至於擔任會計這樣的事情就比較危險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頁。。

勉強可用來當文化教員，卻仍未明確答覆是否可以讓他們入社的問題，地富子女在農村的處境可知。這種歧視和不信任，後來日趨惡化，基本上是被與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們在家鄉很難再談什麼發揮作用的問題，其千方百計逃避還鄉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後面。自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