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家長代表方環之母、顧小抗之父等人作了發言。

下鄉後，這“七十二賢”以學校為單位被分別編入集體戶，成為各戶中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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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1）

從1962—1966年“###”之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其規模雖遠遠無法與“###”以後相比，但僅就它動員了將近百萬人這一數字來看，就已絕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以為的“人數不多，影響不大”了。這支百萬大軍的主體，是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於此點，中央曾有過明確的規定，1963年年初中央檔案稱：

安置物件必須堅持中央規定的條件……學生是指1961年以來畢業沒升學就業而又具備下放條件的；閒散人員是指歷年精簡下來沒得到安置的職工和1960年畢業未升學就業的學生，家庭婦女（男女雙方下放者例外）等其他人員不包括在內。

安置物件應限於家居大城市的精簡職工和學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暫按經國務院批准設市的17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夠10萬人口的工礦區為標準，這個範圍，不能擴大。《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批轉安置領導小組關於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學生的安置計劃落實會議的報告和落實的安置計劃》，1963年2月8日。

可見，作為安置物件的知青包括兩類人，一類是應屆畢業的學生，另一類，就是我們在第三章曾經論述，後來也間有提及的社會青年。而無論是哪一類，他們與“###”時期大批下鄉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只是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當數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學，還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就業的前提下，下鄉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屬於被城市“拋棄”的、位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像上一節所述那些能夠升學而自願下鄉務農的人，只是極少數。

與50年代相比，這時的年輕人，心頭已經平添幾分壓抑，雖然他們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卻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劃成幾等。這一情況在宣傳知青典型時已很明顯，人們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沒人去理會徐建春、呂根澤的父母是否是貧下中農。但1964年以後就不同了，對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採取的是不同的宣傳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樹立的。所以我們在論述當時知識青年的構成時，也不得不將他們的出身考慮在內，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為劃分他們類別的依據。

（一）幹部子女

在當時的宣傳中，幹部子女的概念是相當廣泛的，其中包括了高階幹部，也包括一般幹部，甚至還有老紅軍、農村人民公社、大隊幹部的子女。他們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級學校時，也加入了這支下鄉知青的隊伍。早在1963年就有報道：“（在知青中）有元帥的孫女，有將軍、老紅軍、部長、省長、市長、市委書記的子女，有‘革命媽媽’陶承同志的孫女。”《下鄉上山是千萬知識青年的方向》，《中國青年》，1963年第23期。以後則為數更多。

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幹部子弟，主要還是指的高幹子女。

“###”以前，高幹，按規定是十三級以上幹部，以下則為一般幹部，但我們這裡主要指的是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當時絕大多數生活在北京。

“###”前上山下鄉的高幹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當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萬里之子萬伯翱。

萬伯翱1962年於北京育才中學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此時國家已經開始動員城市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北京市也已經有一批中學畢業生被安置到近郊區國營農場，這些農場離城都較近，條件相對說也比較好。但他的父親萬里卻認為兒子需要離開家，離開父母，到更遠些的地方去，一切從頭學起。於是，1962年9月，在父親的支援下，他下到河南西華國營黃泛區農場的園藝場，參加農業生產。後來著名劇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說：“1962年他被父親送到河南農村鍛鍊，首都知識青年支援農村，伯翱大約是第一人。”吳歡：《京城一少》，《北京晚報》，1994年4月4日。說是“第一人”並不準確，但他作為北京最早到外地農場參加農業生產的知識青年，又是市委書記的兒子，可算得是開風氣之先的人。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2）

1963年9月，《中國青年報》以《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生產》為題，報道了此事，提到萬伯翱透過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