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著應對危局（1）

1928年6月3日，張學良送走父親後，全力處理撤軍和京、津和平接收等事項。他下令奉軍一律退守灤河地區，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殘部則集中在軍糧城、唐山一帶。當晚，張學良夜不能眠4日早晨起床，他看見吳泰勳（吳俊升之子）在扶乩，就問大帥如何，沙盤中出現“大帥歸矣”四個字。張學良見後，還譏笑吳泰勳說：“這乩太靈了，誰不知道大帥已經回去了。”

中午，張學良即接到張作霖在奉天附近被炸負傷的訊息。聞此噩耗，張學良力持鎮靜，處變不驚。他竭力促成北京社會各界頭面人物王士珍等出面，接洽和平讓渡北京辦法，最後商定奉軍留鮑毓麟旅在北京暫時維持秩序，待國民革命軍進城接防後再退出。當天的生日宴會也照常進行，張學良神色依然如常，一點也沒有驚慌的樣子，只是不像平常那樣愛講笑話而已。

傍晚，張學良、楊宇霆專車由北京開赴灤州，暫住灤河西的北山大覺寺內，指揮奉軍陸續撤出關外，並籌劃如何處置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聯軍和孫傳芳的五省聯軍。

因為父親的忌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張學良從此以後不再在6月4日過生日。他說他不能過自己的生日，一過生日就想起父親。由此點，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張學良對父親的至愛，父子情深，而且也能體會到這次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創傷，從此埋下了堅決抗日的種子。

大約在6月1？日左右，張學良獲知父親已於被炸當日身亡的確切訊息，一下子驚呆了，但也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稍一疏忽，就有可能釀成大亂。他把痛苦埋在心裡，每天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照常工作，到各軍視察，只是在私下裡跟親信談及此事時，淚流滿面地說：“我父親死了，我很痛苦，但現在，再苦也不能說出來。”

直到灤州撤軍、佈防基本部署妥當後，張學良才把前線軍事指揮權暫時交給楊宇霆，自己化裝乘坐悶罐車，雜於士兵中秘密出關，潛回奉天城。當時，大家都明白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關東軍乾的，但誰也不知道日本侵略者下一步要幹什麼。日本侵略者既然敢謀害張作霖，也就有可能同樣對張學良下手。為防止重蹈父親的覆轍，張學良身穿灰色士兵軍裝，剃光了頭髮和鬍鬚，只帶副官譚海、衛隊營營長崔成義、外交助手王家楨等幾個親信隨行，他們坐在一列運載撤退奉軍的悶罐車內出關。車過皇姑屯時，他探身門外，神色慘淡，默然無聲。6月17日，張學良平安抵達奉天城。

皇姑屯事件後，奉天省當局立即識破了日本軍人的陰謀，採用奉天省督辦公署參謀長臧式毅的建議，秘不發喪，對外宣佈張作霖只是身受了輕傷，以穩定局勢，防止關東軍藉機行事。廚房每天照常開張作霖的飯，醫生天天按時來帥府換藥，照常填寫病歷和處方。還把張作霖頭部用繃帶包紮起來，僅露出眼、鼻、口，躺在床上，旁邊照常擺上鴉片煙具和水果，甚至重新為張作霖配製了爆炸時損壞的老花鏡，置於床頭。中外客人探病問傷，一律請其在臥室外隔著窗戶遙望，使日本人一度信以為真。

一直到6月8日，關東軍才確認張作霖已死。但由於奉天當局沉著應對，力戒與日軍衝突，河本大作所期望的兩軍武裝衝突始終沒有發生，日本人找不到出兵的合適藉口。日本陸相白川義則大將曾在內閣會議上提議授予關東軍向京奉鐵路沿線出擊的許可權，內閣多數成員以事關重大，予以拒絕。結果，河本的計劃僅僅是炸死了張作霖而已。

同時，在張作霖繼承人問題上，日本內部意見也很不一致。曾任張作霖顧問的日本陸軍少將松井七夫主張扶植楊宇霆，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少將主張擁立張學良，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看上了張作相，河本大作則擬定張景惠。這反而為張學良順利繼承父位，創造了有利條件。

張學良返回奉天帥府，一見到父親的遺體，便放聲大哭，把十幾天憋在心中的悲痛與苦悶一下子倒了出來。經此發洩，他情緒有所好轉，馬上考慮善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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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著應對危局（2）

當晚，奉天省長劉尚清、督辦公署參謀長臧式毅、外交處長王家楨等齊聚帥府，連夜討論，認為既然大帥在彌留之際有話，理應由張學良先主持奉天軍務，以防不測。最後，商定用張作霖的名義草擬手令一份，內稱：

本上將軍現在病中，所有督辦奉天軍務一職不能兼顧，著派張學良代理，仰即知照，並轉所屬一體知照。

張作霖銑

張作霖的名字是由張學良代簽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