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反參戰為藉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系北洋系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臺，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藉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麼國家民族囉。‘

制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還只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干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臺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里，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制憲’；第二便是‘參戰’。

先談談制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制定憲法。他們認為，只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制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復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只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後，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餘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里，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援，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制了。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系只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只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僱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桿解散了。

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制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汙吏、高幹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歷，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