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說：“我們身處鐵路，掌握的情況又不全面，聽說還有英國人和日本人也在鼓吹中國應實行帝制呢。我想，以袁大總統的高度，他應該會掌握很多資訊的，我給他上書意義不會很大。在袁大總統心中，我只是一個鐵路工程師，按古代的說法是一個只懂技術的籌人，如果去發表一些政治見解，他會認為我不務正業或有政治野心，所以，我給他上書完全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因而也就沒有必要。”

王秘書說：“那倒也是，人家都在給他上書，勸進他實行帝制，您受他多次推舉，不去勸進倒也罷了，反而要他去聽多種不同的聲音，確實不妥。”

詹天佑說：“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有一句名言：居屆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按理說，身在外地，給袁大總統上書談點自己的看法倒不是不可，但關鍵是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再說，現在我們漢粵川鐵路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各方面關係要協調，我的精力實在有限，一旦給袁大總統上書，又不知道他的內心想法，整天提心吊膽他有什麼反映，那我這鐵路修築工作還如何展開呀。所以，對我而言，只能是默默地在心中祝願袁大總統即使要真的實行帝制，也不要那麼著急，還是要重視輿情，形成社會共識後再為之。他現在已經貴為總統了，實行帝制真的不能太倉促。”

關於恢復帝制的言論越來越在各地盛行，袁世凱恢復帝制的步子也越來越快，詹天佑雖然有所擔心，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撲在鐵路上，在他看來，不管國家政權採取何種模式，國家的建設總是要向前推進的，作為一個科技人員，沒有比用自己的知識與技能貢獻在實際事務中更能貢獻於國家的了。

詹天佑雖然身在武漢，但他對北方的張綏鐵路未嘗一日忘懷過，與主持張綏路的總工程師鄺景陽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絡，這一年，張家口到大同的鐵路修通，這讓詹天佑感到無比的欣慰，他親自回到北京前往張家口，見到鄺景陽，鄺景陽向他彙報了整個張綏鐵路的修築情況，並陪同他坐火車沿著張同線進行了一次全面考察，當鄺景陽告訴他，張綏路因為路款問題正限入困境，交通部擬發行鐵路公債時，詹天佑認為這是一個籌款的好辦法，因此，他當即表示自己要購買債卷。

鄺景陽說：“詹姆斯，雖然現在袁大總統將全國局面統一了，但我擔心一旦他真的實行帝制，將給南方革命黨人授予口舌。原來滿清的勢力對他的不滿也會上升，那他不是會兩頭受敵嗎？可能局勢還會變化，您家裡子女那麼多，兩個孩子在美國留學花費又重，您就不要買那麼多鐵路國債了吧。最多象徵性地買些，給社會一個宣傳。”

詹天佑說：“這樣做肯定不行。只於局勢可能發生變化，我也有所預感，但是，修鐵路是子孫萬代的事業，既然國家發行公債，我們修鐵路的工程師如果採取虛以應付的態度，那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所以要買就要實實在在地買，要對鐵路建設有實際意義。”

鄺景陽說：“另外我還有一個擔心，您一下子把家裡的積蓄都拿出來買鐵路債卷，別人還會誤會您修鐵路積累了很多錢呢？”

詹天佑說：“我修了近三十年鐵路，一輩子堂堂正正修鐵路，職位不低，怎麼就不能有所積蓄呢。如果有人有意要誣陷，你不買國債他也要說，如果別人不說，你就是買了再多債卷別人也無話說，大家必中都有一杆稱，誰做什麼都心中清楚得很呢。”

這一年，詹天佑因為購買張綏鐵路債卷及在張同鐵路修中過程中作出的傑出貢獻，連續兩次受到民國政府的通令嘉獎。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凱稱帝的跡象越來越明顯，12月上旬，詹天佑又一次來到張綏鐵路檢查鐵路修築情況，當時他正在張家口鄺景陽的辦公室與鄺景陽在探討張同鐵路往綏遠展築的定線問題。突然，鄺景陽辦公室裡的電話響起來了，鄺景陽拿起電話說：“我是鄺景陽，請問您是哪一位？”

電話那邊傳來交通部秘書的聲音：“聽說詹天佑技監來你那裡了，是嗎？”

鄺景陽說：“是的。他此時就在我這裡。”

交通總秘書說：“請詹技監接電話。”

詹天佑拿起話筒與交通部秘通了好長一陣話，說的是袁世凱要稱帝的事。詹天佑放下電話筒，臉色有色凝重。

鄺景陽說：“詹姆斯，袁大總統要恢復帝制這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遲早的事，楊度數月前組建籌安會已露端倪，不過，如果真能由此而使國家太平，我倒認為不是什麼壞事。怎麼樣？交通部秘書說什麼了？”

詹天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