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還躺在病床上，聽到此事，便上疏啟奏，稱萬萬不可答應明朝，應該將最近倭兵屠殺百姓的事情告之，再聽聽明廷的意見。可朝鮮君臣還是猶豫不決，成龍夠固執的，屢次上疏，終於使李昖下定主意，派許項上報明廷，不同意議和之事。

誰知，明朝的*比李朝的黨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時，養謙被人參了一本，遼東又迎來新經略，名喚孫礦。孫礦甫至遼東，便受兵部之命，於十一月初五傳召內藤如安進京。如安在遼東早已急得嘴上起泡，現在終於可以進京了，心中甚是高興，便立馬啟程。沈惟敬於路上再三叮囑，告訴如安應如何回話，千萬別露了餡。

十二月初七，如安等人終於來到北京；十一日，於鴻臚寺洗禮；十四日，萬曆皇帝宣其面聖。一路上走走停停，整整一年半的時光，如安等人不是在外奔波，就是被軟禁，現在終於可以鬆口氣了。明廷擺出大國姿態，豈容爾等番夷討價還價，當即約法三章：一，但求封不求貢，即只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不與爾等貿易；二，倭軍全部撤回；三，永不侵朝，如果遵守此三條，和談沒問題，否則，那就走著瞧。如安俱聽從，並指天為誓，一定遵守。

但明廷對豐臣秀吉求封日本國王一事仍不放心，找來一些朝廷大臣對如安輪番盤問，比如：為何日本要入侵朝鮮，為何突然撤出漢城，等等。如安編造謊言，極力狡辯，併發誓道：“天朝所問之事，若有一字虛話，吾及秀吉、行長皆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鑑之，鑑之”，當審官問及既然秀吉統一日本六十六分國，自可稱王，為何又嚮明朝請封，如安道：“秀吉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審官又問道：“爾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如安答道：“天皇即國王，已為織田信長所殺”，簡直一派胡言。審官信以為真，道：“既如此，當封秀吉為國王，汝當報小西行長速歸，令秀吉整備冊封使臣所用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如有疏漏，仍不許封”，如安答道：“守候已久，件件不敢有違天朝之命”。

和約終於簽訂了，和平終於來到了。轉眼已是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倭文祿四年）正月十三，明廷派出以李宗城、楊方亨為正副團長的使團，由惟敬、如安陪同，帶著為冊封秀吉特意打造的金印，從北京出發，一路吹吹打打，欲東渡扶桑，給倭奴的實際領導者來一個盛大的冊封儀式，以彰顯大國風範，從此倭奴、朝鮮皆天朝屬國，豈不樂哉？

卻說加藤清正看到行長如此大膽，竟篡改秀吉原意，心中又氣又興奮。氣得是：行長目中無人，視其他將領如草芥，私自改動談判合約；興奮得是：這下可藉機整整這個老對頭，說不定就此能除掉這個草藥奸商。

三月間，清正會見了幾位明朝官員，欲將秀吉的七項條約原文告訴他們。可清正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話也說不清楚。明朝官員一個耳朵聽，一個耳朵冒，對這個短腿侏儒根本不理。清正又找休靜大徒弟惟政和尚，想借助朝鮮人之口將事情原委公之於眾，讓行長好看。此時，惟政已接替年老體弱的休靜成為僧兵首領，擔任“八道總都攝”之職。聽完清正之言，惟政大怒，倭賊條件甚是苛刻，朝鮮怎能答應？結果不歡而散。清正兩頭碰壁，可又不敢告之秀吉，原因很簡單，此前捏造戰報一事，他也有份，倘若秀吉打破砂鍋問到底，最終敗露，恐項上人頭不保。清正沒辦法，也只能不情願得“幫助”行長，繼續瞞著秀吉。

四月廿八，冊封使團抵達漢城。宗城受命，待倭兵盡撤後再渡海，於是連派數人催促倭軍。為表誠意，行長將駐紮熊川的數支部隊，和巨濟島、場門、蘇津浦等地的數屯士兵撤回日本，其實哪是撤退，實際就是將這些地方的營寨焚燒，再把士兵挪到其他地方而已。同時，他又稱：怕朝鮮人使詐，暫時先撤這些部隊，以示誠信，並請使團快點渡海，日本一定會信守諾言，將倭兵悉數撤回。

一來二去，時間就拖到九月。宗城派楊方亨先到釜山探查虛實，但方亨發現倭軍並沒有撤退的意思。石星受到惟敬的蠱惑，以為倭人會遵循和約，便催促宗城去釜山。宗城無奈，只得啟程抵達釜山。行長怕言語間露出馬腳，對宗城避而不見，稱撤軍命令需由秀吉下達才行。可宗城並非傻子，從中也看出點端倪，知道倭人沒有撤軍的意思，便住在釜山，說啥也不渡海。行長無奈，只得動身回日本，再次遊說秀吉撤軍。

東渡日本的時間一拖再拖，轉眼到了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倭文祿五年）正月，對於後面發生的事，不同史料記載得也不盡相同，有兩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