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密，盡人皆知，必須有杜月笙、陸京士登高一呼，在上海的那些拖家帶眷、生活篤定的工人，方可「橫豎橫、拆牛棚」，放棄安居樂業的太平日腳，冒險透過敵偽封鎖線，參加中美合作開辦的特務訓練，然後再潛回上海，分佈各公共設施，準備一旦勝利，作為「驅逐日寇，光復國土」的尖兵。雄村訓練班的教官學員，雖因原子彈相繼爆炸，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各地，接收順利，並未能發揮預期的重大作用，但是訓練班如期籌備完成，第一期四百名集訓工運幹部已有一百五十人抵達雄村，往後上海工人忠義救國軍之成立，保護工廠及公用事業，警奸察宄，協助維持社會治安，仍然立下了很大的功勞，這也是戴笠、梅樂斯使用杜門力量的一大成就。對於上海接收，厥功甚偉。

杜月笙西廟小住，一面支援陸京士以「軍委會上海工運特派員」身份主持工人秘密組訓，一面遙控上海一市的金融工商地方勢力，促使他們在接近勝利的最後階段，挺身而出，安定秩序，相機為國家効勞。前一項工作，屬於單線進行，必須嚴予保密，後一項工作則由三十四年八月以後，黃浦灘上口耳相傳，都說「杜先生」已經遠出重慶，到達上海附近，於是漸漸的形成公開秘密。抗戰八年，上海五百萬市民由於地下工作幹得如火如荼，益以萬墨林、吳開先之被捕，全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凡此便意味著「杜先生」人在重慶後方，他的勢力仍然遙遙伸展到黃浦灘上，「杜先生」三個字，依然旣具威嚴而又親切。因此，杜月笙要找的弟兄手下，固然信使往還，音訊不絕，一些寄望於杜月笙，在日本投降國軍勝利凱旋時希冀杜月笙幫忙、救命的作賊心虛者，也無不千方百計，在找門路，跟身在淳安的杜月笙搭上條線，通通款曲。老上海的心目中，杜月笙為八年抗戰盡心盡力，立過不少功勳勞績，而杜月笙在中央政府，各方面的關係極夠，交情都好，也祇有他才能在那種生死關頭，作通天教主，甘霖普降，搭救或大或小的落水人。

淳安西廟，因而就一天天的熱鬧起來，幾十年裡這幾已成為一項鐵律，但有杜月笙在的地方，準定不會「門前冷落車馬稀」。西廟是戴笠、梅樂斯的總部，戴、梅僕僕風塵，席不暇暖，反而成了杜月笙的會客處。自京、滬、杭各地遠道而來的朋友，山陰道上，絡繹不絕，還有徐子為、朱品三在淳安接運督運棉紗三千件，滯淳二百餘天，也結識了不少東南耆彥，各方友好，這些人聽說徐、朱二人的老夫子杜先生到了，少不得要登門晉謁，圖個承顏接詞，與有榮焉。再加上三戰區舊雨新知，忠救軍各級舊部，使杜月笙焚膏繼晷，應接不暇。他派徐子為來往滬淳，擔任連絡專使，胡敘五主持筆政，朱品三專司迎賓，顧嘉棠、葉焯山、龐京周諸人幫同接待貴客。由於訪客太多，使朱品三這一趟淳安行跟前次大不相同，他一連月餘，足不出西廟一步。吳紹澍是共黨投降

三十四年八月五日，桐廬、新登相繼陷敵，淳安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聲中，巍巍西廟，一下子擁來了十位客人，其中包括方自重慶銜命而來的毛子佩、吳紹澍等人。這一天，杜月笙顯得非常高興，親自吩咐朱品三，分別為之妥善安排住處，同時他更關照吳紹澍，何妨趁此機會，多留兩天，師生倆也好促膝長談，於是吳紹澍等便在淳安小住二日。朱品三等為了招待他這一撥人馬，把自己困的床鋪都讓出來，睡到大會客室的長桌子上，於是，每天要在兩點多鐘以後，大會客廳不再有人，方始可以就寢。

這是「杜門唯一叛徒」吳紹澍對待乃師杜月笙執禮甚恭的最後一次過此以後，便反目相向，濫施打擊，使杜月笙大為尷尬愁慘。（吳紹澍其人其事，筆者在本志十二卷三期略有記述，唯以為當時對吳紹澍知之最稔的吳開先先生旅美因而未及訪問或有以求證，所以頗有不詳不實之處。頃吳開先先生業已自美返國，筆者承其見示甚詳，其間並承王新衡、王紹齋諸先生迭予指點，由於吳紹澍為「杜月笙傳」中極重要的一位人物，遂予追記如次）。吳紹澍原名雨聲，曾是中共老資格職業學生之一，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他在沉鈞儒當校長的上海法科大學「就讀」，當年五卅慘案上海全市罷工、罷課，上海共黨在國民黨發起的民眾抗議運動之下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吳雨聲（紹澍）開始嶄露頭角，在上海共黨組織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後來一直到了民國十六年三月上海清黨，他是上海警備司令部嚴令拿辦的通緝犯，渡過一陣子東藏西躲的逃亡生活，實在混不下去，便向中央自首，將共黨在滬情形和盤托出。中央準他自新，命他到上海市黨部報到，從此為黨國効力，於是吳雨聲便改個名字叫吳紹澍。當時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