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北美的發現、探險和殖民都可以解釋為撒克遜人為進一步開拓疆域世界的一個重大步驟，這是對渴望土地的古老遊戲的繼續。歐洲人的向北發展曾被北部的冰雪所阻止，向南和向東的殖民則被其他人所阻擋。甚至在西部邊緣地區，受到壓抑的凱爾特人的文化殘餘力量，也仍然在中世紀末以前佔據主要地位。他們再一次努力向外擴張的動力，最後都被激發起來了，擴張的方向很可能就是跨越寬廣和空闊的海洋。一旦大西洋的分水嶺被最可怕和最壞的人搶奪了，獲得更多土地的推動力就會使移民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清教徒的意識形態只是減少一些精神上的成本，而火藥和槍支則減少了一些真正的成本。更具說服力的是，1897年張伯倫就明確地表示，英聯邦帝國可以稱為是“所有撒克遜人的家園”。雖然那時美國已經脫離了英聯邦，但是仍有一些真正的，也有一些假的撒克遜人在鼓動英國向海外擴張。

1630年最初到達馬薩諸塞州的西方國家的清教徒移民，其中有些人不久就遷移到康涅狄格州，然後在不到幾年的時間裡就散居各地了。在後來，他們的後代參加了美國的西部運動。在他們當中就有來自於英國德文郡（Devon）的比沃辛（Beaworthy）教區長家系的馬弗裡克家族（Maverick）。他們的後裔在19世紀來到了得克薩斯州，並使該家族在美國近代歷史上享有一定聲譽。北美南部地區是蘇格蘭—愛爾蘭人的殖民地，可以看作是曾經在英國發生的暴力擴張的繼續。在伊麗莎白一世、蘇格蘭詹姆斯六世以及詹姆斯六世後來又成為英國詹姆斯一世統治時期，這樣的暴力擴張在英國西部島嶼和北愛爾蘭曾經發生過。英國人把暴力擴張的行為直接帶到新英格蘭和弗吉尼亞地區，甚至還牽連到大西洋兩岸的一些主要人物。

我們還可以設想一下其他的非歐洲人在北美塑造的歷史。如果北美大陸是被其他的殖民者，比如地中海西部的###穆斯林所殖民，那麼北美經濟發展的結果看起來會是不盡相同的。他們可能會帶來其他的生活環境和經濟組織的形式。他們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政治組織，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生產水平和收入分配形式。無論如何，正如德·克雷弗克（deCrevecoeur）所說，“我們所擁有的高層次生活應該歸功於英國”，“這些自由人、不動產的所有者以及市民的貴族稱號，是的，我們應該把我們的自由歸功於這些聰明的人，如果我們播種了一些主要君主政體的東西，就意味著我們是遠處君主政體的奴隸”。

許多世界文化都是擴張的。雖然我們不能將這些事情探究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要對在新大陸的英國人和歐洲人的真實行為進行很好的評價和把握，就需要對其他殖民者的可能性行為進行理論驗證。我們肯定需要使用一個廣泛的研究路徑，在這樣的研究路徑中，我們所要討論的是整個經濟制度在一個未知區域的建立問題。這個經濟制度由於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體系而有一定侷限性，在北美地區以前也從沒有過什麼精心設定的各種制度。移民者不僅僅是帶來了他們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以及他們的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說，從制度供應的一方來說他們帶來了每一樣東西；他們還帶來了自己的體驗和感受，這樣，從制度需求一方來說，他們所引進的可能就是永久性的歐洲人的東西。

在北美地區，即使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影響和勢力都超過了英國，這些國家在北美殖民地的經濟結構肯定也是大不相同的。越過大西洋來到北美地區的國家雖然都對這一地區產生了影響，但是北美已經被嵌入了一個比較剛性的政治組織體系中，而制度供應的基礎是比較弱的，不是那麼渴望市場經濟。北美洲大陸的要素稟賦可能會破壞殖民地經濟的歐洲特色，英國殖民地的情況確實是這樣，但是它們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歐洲大陸政府的專制主義傾向。在加拿大也做不到。

下面的觀點代表了一種對歷史事件有限的一致看法，即在北美髮生的歷史事件都是路徑依賴的。這種觀點對新大陸的環境能夠把任何殖民地改造成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一些社會形態，或者掩蓋了它特殊的歷史起源，表示了懷疑。新的社會特徵肯定會出現的，也許就像一個人會留下他以前的一些個性特徵一樣，當他出現在北美時，人們會問“這個新人是誰？是美國人嗎？”但是在開始的時侯，實際上，英國人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是可以得到論證的。正如生物進化一樣，總要有一個奠基者的效應。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執行的可控性經驗，說明了這些不同的奠基者所造成的差別，最為明顯的就體現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伊比利亞殖民化過程中。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