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性質的稅收體制來獲得民眾對戰爭的支援。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他們國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脅，而且羅斯福政府的宣傳機制也用在了說服新的納稅人方面，讓他們相信自己應該納稅。財政部、國內稅收局和作戰新聞處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這種宣傳遍佈媒體，遍及全國。在宣傳中，他們又搬出了威爾遜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起到有效作用的愛國主義和公民義務這些工具。在這個過程中，羅斯福政府認識到以大眾為基礎的所得稅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要取決於自願的合作。所得稅的成功進而再度證明了民主政府的籌資能力。

與贏得中產階級支援的宣傳同樣重要的是新稅收的結構。普遍的稅收減免（比如降低家庭按揭貸款的利息，減免州和地方稅收）使新的稅收體系受到中產階級的歡迎。此外，與許多公司偏愛和支援的國家銷售稅相比，中產階級納稅人更喜歡所得稅。而且，對蕭條捲土重來的恐懼使公眾對這種有利於公司，使公司享受特權的稅收更為寬容。但是這種天真的寬容與新政支持者的激進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表明所有人都有責任進行自利的啟蒙。最後，以同樣的精神，許多新政的立法者把群眾稅視為確保財政收入、支援聯邦社會公平計劃的最佳途徑。1943年，在工資薪金中預扣稅款這種方法的引入也使稅收增加不少。就像戴維·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在他的戰爭回憶錄中寫的那樣，“國會和總統愉快地學到了汽車銷售商很久以前就學會了的東西：分期付款的消費者會被誘導花更多的錢，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總的債務，而只是每個月的償付款。”

在對1943年《稅收法》中提出的預扣稅款方法的辯論中，國會在徵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