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於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後，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於大會同文：

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

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麼‘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麼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後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鬍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後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雲、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採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麼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乾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只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麼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透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透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裡，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臺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麼，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麼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