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fu成立不久，便開始了大舉北伐，滇桂省的援軍也陸續開到了廣東，支援革命軍北伐，在將龍濟光部逐出廣州之後，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北洋軍的大規模反撲，革命黨人開始大舉擴軍，廣州及附近一帶地區一時間各路軍隊雲集，計有由滇軍、桂軍組成的“西路討賊軍”，粵軍許崇浩部的“東路討賊軍”，還有各類經改編后冠以“中華救**”、“中央直轄軍”（說白了就是土匪改編的），總計不下20萬餘人，這當中還不包括各種名目的“民軍”。這些軍隊藉口餉械無著，將所在駐地的稅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軍作俑，他軍效尤，於是廣東全省的收入，為軍隊所截收殆盡，絲毫不歸省庫。特別是佔據了廣州及廣九、廣三、粵漢鐵路沿線富庶之地的滇、桂軍，擷取當地稅收，導致廣東的財政稅收體系受到嚴重衝擊，各項主要稅收均呈銳減之勢。

而為了籌集北伐的軍費，滿足大兵壓境的需要，廣東革命軍政fu採取“軍事優先”的財政政策，大肆向民間搜刮。革命軍政fu開始經常xing的向廣州市的商人和鄰近各縣緊急攤派軍費。在北伐開始不久，廣東革命軍政fu便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5天之內分別籌集60萬元軍費，要求絲綢、當鋪商人分別“捐贈”緊急軍費40萬元和20萬元。廣東革命軍政fu財政廳還下令所有地方稅和厘金分別增加20％和50％，每5天繳付一次。不久，廣東革命軍政fu又下令東莞、番禺、香山、新會和順德的沙田早稻每畝徵收2角特別軍費。兩月後又令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順德、新會、台山、鶴山和開平等縣每日須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應“軍事急需”。可能是覺得這樣做還不解渴，為了徵集更多的軍費，革命軍政fu還下令全省預徵下一年的錢糧，隨後又令省署管轄下的各地區行政長官半個月內籌集緊急軍費20萬元，各地分別按地區大小分別籌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廣東省財政廳又下令在新會縣一次xing徵收“葵畝捐”，每畝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計1畝徵收。；

除了這些等於直接明搶的徵稅辦法之外，廣東革命軍政fu還想出各種五花八mén的間接辦法另闢財源，一是放開賭禁和菸禁。由於廣東民間一向賭風甚熾，賭稅收入因此成為政fu稅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聯軍入粵後，迅即劃地為牢，開放賭禁，收取賭稅。特別是滇軍，佔據賭博最盛行的廣州、佛山一帶坐收賭餉，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約100萬元的“番攤賭稅”。廣東革命軍政fu為了籌集軍費，公開使其合法化，設立了專mén的“籌餉局”，其主要餉源就是“番攤賭稅”。“籌餉局”的職能就是將分散的賭稅集中管理。滇桂軍入粵後，藉口軍費無著，公開買賣鴉片，並公然以煙土代餉，每兩折價2元至3元不等。

除了開放賭禁菸禁，廣東革命軍政fu還採取了拍賣、舉報官產、公產的辦法增加收入。所謂官產、公產，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漸淤積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屬的聚居地等，後者指的是公共財產，如神廟、寺院及各縣大族在廣東（主要是廣州）的宗祠、書院、會館等。

凡有告示的官產拍賣雖然都有拍賣底價，卻很難見到最後公開的成jiāo價。因為，大量的官產拍賣未嚴格按原有程式辦理，而是秘密成jiāo，有權勢者乘機中飽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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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二）“奇怪戰爭”中國版

因為“拍賣”的“官產”實際上都是老百姓的產業，廣東革命軍政fu“官產拍賣”的作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佛山各界代表在商會集會，抗議全省官產清理處拍賣並指責革命軍政fu“只顧軍事於當前，而置地方於腦後。”

然而，引起社會更大動盪的，是全省官產清理處隨後實行的“舉報官產辦法”。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鏟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於投機分子乘機陷害別人以謀取私利，使社會越來越嚴重動盪不安。除了這些辦法，革命軍政fu還想出了“招商承辦厘稅”（這種徵稅辦法最早源於清朝咸豐年間的“包捐”制度）、“擴大徵收房屋捐稅”、“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等，而除了新增稅種外，其它各類名目的捐稅更是多得難以一一羅列。

伴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是廣東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主要表現在軍民關係緊張、政fu財政信用降低以及罷市、抗稅情況增多。

革命軍隊巧立名目強取豪奪，在當時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最典型的，是軍隊以“護商”的名義欺詐商人。革命軍人一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