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沒想到訪問母親，我不明白。但肯定的是，她一點也不在乎。

七十年代中期，臺灣的著作權人協會成立，當時有兩大目標，一是修改一九二八年制定的已不合時宜的著作權法；二是阻止出版品的翻版、盜印。這個組織剛成立時，很需要有圖書出版、音樂、唱片、繪畫各行業的人物出來登高一呼，時任著作權人協會總幹事符兆祥就去找林海音，林海音認為這件事早就該做了，所以一口答應，還熱心地把其他出版同業像《讀者文摘》的林太乙女士、《國語日報》等拉了進來，其他人看到林海音這樣地位的人都出來了，也就跟著來支援了。符兆祥說：“當時這件事與林先生的事業利害關係並不大，但她不但出力出錢，還在會上踴躍發言，她說的話也很有分量。像林先生這樣有社會地位的人，往往愛惜羽毛，獨善其身，不敢支援一個新的組織，但林先生不怕。今天台灣的著作人能得到著作權的保障，出版界沒有盜版的困擾，跟林海音先生最早投入所打下的基礎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沒有她的熱心奉獻，我們的著作權推動會晚好幾年。”

在七十年代盜印最猖獗時，林海音還親自到板橋工廠抓盜印。新聞學者鄭貞銘教授說：“林海音女士的耕耘是社會一種安定、穩定的看不見力量。”

正如詩人余光中說的，林海音不只是長青樹，也是長青林，“我們今天就處在她多年來種的樹，植的林的林蔭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