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佈，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階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黴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瞭，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