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於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於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衝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抬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皇帝問丹津班珠爾說：“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扎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