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御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訊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