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時一樣。當時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紅軍從長征初期的30萬減少到結束時的3萬，根據地也只剩下十分之一，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降到了低潮。但是中國共產黨糾正了錯誤路線，又得到了發展的機遇，最後的勝利來得比人們的預期要快。那麼當前的正確路線又是什麼呢？無疑是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讓經濟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迴圈。

前蘇聯共產黨成功地將歐洲經濟上最落後的沙皇俄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共運的支柱。當希特勒德國把法英聯軍打得落花流水時，是蘇聯紅軍最終制止了德軍的閃電戰。二戰後，前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實體，具備同美國抗衡的實力。美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蘇聯隨即跟上，蘇聯還先於美國把衛星和宇航員送上了太空。儘管前蘇聯的科學家並沒有得什麼“諾貝爾獎”，可是他們的傑出成就就是他們的對手也感到震驚。每屆的奧運會也都是美、蘇兩大霸主的爭霸戰。但是他們沒有建立起經濟能夠良性迴圈的機制。以前蘇聯如此優越的自然條件，竟然始終沒有能解決農業問題、糧食問題，實在令人嘆惜。

中國革命成功後幾乎是步上了前蘇聯的後塵。從1949年到1956年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儘管其間還經歷了消耗極大的抗美援朝戰爭。解放初期我國政府接收的爛攤子令人觸目驚心，而且西方在美國的策動下對我國實施全面的禁運。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都敢於叫嚷，共產黨幾個月後就會垮臺，美國人則預言共產黨政府不可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1956年時，我國的經濟蒸蒸日上，居然製造出了噴氣式戰鬥機、汽車、拖拉機、火車…。然而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把大好的經濟發展形勢一下子打了下去，到人禍製造的“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中國人民的吃飯真的成了大問題。領導層只得停止了政治運動，不少農村搞起了包產到戶，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到1965年又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所以才能支撐如此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及其後的幾年間，不僅搞亂了我國政治、文化教育，而且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的經濟基礎。當時危害我國經濟的有三大問題：軍費、外援、以三線建設為核心的戰備。由於錯誤判斷形勢，那些年我國軍費開支遠超過GDP的5％的上限。而外援更是遠遠超出國力能承受的範圍，約在GDP的4－5％。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曾提出發達國家以GDP的1％援助發展中國家，後來又把此值降到了0。8％，就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由此可以推斷我國經濟承受著多大的壓力。幸好在經濟尚未崩潰的時候“文革”結束了。更幸運的是，其後中央制訂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並堅持了許多年。我國能初步解決農業和吃飯問題，幾乎只是依靠分田到戶和聯產承包就做到了。前蘇聯解體十年後，我國曾有一個專家組訪問獨聯體國家，發現那裡的絕大多數集體農莊都儲存著，仍在吃大鍋飯。他們感嘆道，前蘇聯將近70年的農業集體化後，農民已經不會單幹了。

我國的工業則終於掌握了大規模生產的技術，終結了商品短缺的時代。“全民經商”固然不好，終歸是大幅度提高了商業流通的地位，這是我國曆史上沒有過的事。然而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產生了新的問題，從政治層面上說有嚴重的貪汙腐敗，龐大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公務員隊伍…。而經濟本身則面臨：經濟交往極度缺乏誠信；有效需求不足，持續緊縮；…我國的領導層以不懈的努力在不同程度上緩解這些問題。王剛主政後更是加大瞭解決的力度，前面的章節已經作了描述。隨著統一行動的日益臨近，強固的經濟基礎顯示了無比的威力。然而俗話說“大有大的難處”，我國經濟的持續超高速發展，導致資金的嚴重短缺。

北京中南海懷仁堂1月20日

幾天前召開的十七屆×中全會和人大會議對高層領導作了重大調整，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幹部走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原來傳說得沸沸揚揚的年立青副總理“轉正”，並未成真，而是由孔令俊出任總理一職，引起了轟動。國內外紛紛評說這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是務實的、以發展經濟為主要任務的。年立青成了唯一的副總理，另設了4個總理助理，由此，行政班子從上而下都只有一名副職，強化了個人責任制。

今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採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儘管外國媒體可以知道中共高層在召開重要會議，但是連會議的議題都搞不到。於是紛紛猜測是討論“解放”臺灣的大計。弄得臺灣又是一陣雞飛狗跳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