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地氣之所鍾而然，意亦隨其本質而產之歟？抑其皇穹儲精，景星慶雲，垂光遇物而流形者也？噫！萬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豈予可得而輕哉？”（《金漳蘭譜》捲上）

中國人在觀賞花卉的活動中，無論是人們所說的審美上的移情也好，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投射也好，都尤其重視花木所蘊含的本質屬性，只有當這些屬性與人文屬性構成一致時，形貌上的比較以及種種比喻、比擬、象徵等才成為可能。更進一步，古人不止步於雙方的比較，而是將主體全身心投入對方的懷抱中去，花木便不再是原本冥頑不化的花木了，而是獲得了人格的活力，反過來，在這種心心相印中，人們在對方中發現了主體自我，花木竟然就是我身，花木體現出來的竟然完全是主體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感情。

這一運動之鏈的最動人的一環便是古人以花木自況，以花木自命。花木就是自我的真身。

如，屈原的《橘頌》中，一切比較都成了多餘的，詠物即是抒情：“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徒，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屈原透過對橘樹的高貴品質的讚頌，表現的正是自己的人格和和個性。這一物與我俱化、神與形同遊的創作手法，常為後人所仿效。陶淵明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借幽蘭表現自己翹楚雅潔的情懷。崔道融《梅花》詩：“數萼初含雪，孤標畫自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借梅花表現自己的孤標氣韻和對生活的慨嘆。鄭谷《菊》詩：“王孫莫把比荊高，九日枝枝近鬢毛。露溼秋香滿池岸，由來不羨瓦松高。”借菊花表現自己不求高位的志向……

這樣的作品，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俯拾皆是。在此之中，詠花即是詠人，君子之花，即是君子本身。古人就是這樣，在含英咀華中品味人生，陶冶自己的性情，淨化自己的靈魂，最終成為如蓮、蘭等“君子之花”一般的“君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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